《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不韦集门下宾客对战国学术及历史文献进行汇编整理的成果。吕不韦资助持秦国在赵国的质子异人成为秦国的王位继承人，异人即位后，吕不韦从富商而一跃成为秦国的丞相，执掌秦国的政务达十年之久。关于他的事迹，《史记·吕不韦列传》及《战国策》都有记载，但相互矛盾之处甚多，直至今日，其事迹仍然是战国史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吕不韦权势最盛的时期，是在秦始皇初年，当时秦始皇尚未成年，吕不韦贵为丞相，亲为仲父，其势焰无人可及。不过他似乎并不甚措意武功，相反却对学术颇为在意。《吕氏春秋》正是他在这一时期留给后人的一份文化遗产。 今传《吕氏春秋》一百六十篇，已有佚失和窜乱。例如，《八览》中每览八篇，而《有始览》只有七篇，《序意》中关于豫让刺赵襄子的文字，明显是《季冬·不侵》的佚文；《审分览·不二》的篇幅比其他各篇要短许多；这些都是今本《吕氏春秋》已有佚失和窜乱的明证。而其他一些篇章中文不对题、前后文意不符的地方也不少。尽管如此，从总体来看，《吕氏春秋》仍然是先秦保存最完整的古书之一。《吕氏春秋》的规划十分整齐，由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十二纪》以四季十二月为布局，每纪五篇共六十篇，后附《序意》一篇。《十二纪》所讨论的问题，是编撰者心目中理想君主治国的最基本的要务。四季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象征性意义安排主题，分别是春季讨论养生，夏季讨论教育，秋季讨论战争，冬季讨论死丧。《八览》主要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其主题并不象《十二纪》那样突出和集中，每览与主题的关系也不如《十二纪》那样密切。其大致的思路，是从时空观、历史观、认识论各方面对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考察，对君主如何治国提出一整套方针和策略。《六论》由《十二纪》、《八览》编撰所剩余的材料构成，编者只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粗略的编排，从中很难看出清晰的主题和连贯的线索，是《吕氏春秋》中最散乱的部分。尽管如此，《六论》同《十二纪》、《八览》一样，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先秦文献。 《吕氏春秋》对先秦的各种思想学术都有去取，这引起了后世学者对其学派归属的许多争议。不过抛开这些争论来看，《吕氏春秋》本身有两个最突出的特色：一个就是对儒、道、墨、名、法、兵、阴阳家的学说兼容并蓄，这一点已勿庸多言。而另一个给人印象最深的特色则是全书所体现出的极端务实的理性精《启民界狄》研充神。这种理性精神其一表现在它对各家思想去取时的折衷态度上。比较典型的例子有:它应用墨家的节丧之说，却以儒家“亲亲”之说作为立论的基础(《孟冬)));它屡次称道长期在秦国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墨学和墨子，却反对墨家的“非乐”和“救守”(《孟夏)));它屡次对儒家的‘忠孝’大加表彰(《仲冬》、《季冬》、 《离俗览》、《孝行览·孝行》等)，又把音乐作为教育的首要内容(《仲夏》、《季夏》)，却对儒家最重视的“礼”几乎只字不提。这些都是吕书的编撰者根据当时秦国的政治及思想现实作出的合乎实际的改造和调合。其二是在具体观点的行文议论中坚持了“疾虚妄”的态度。例如《季春.尽数》中反对巫医毒药、卜笼祷祠，认为健康应当出自顺应自然有节制的生活。又如在对人类历史的考察中，认为群居生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和等级制度的起源((孟夏娠乱》、《恃君览特君》)，世界和历史的演进和变化是有其客观规律的，而规律是可以通过对世界和历史的考察为人所认识的(《慎大览·察今》、《恃君览·观表》);民心向背是决定兴衰成败的关键，而得贤是君主建立功业的第一要务(秋纪、《先识览》、《孝行览》);反对名辨学派的淫辞诡辩也是这种务实精神的重要体现((审应览》)。其三，这种理性精神也表现在《吕氏春秋》简洁雄辨的议论文字，逻辑严密的行文风格中，在《察今》一文中，这种强有力的风格与“法随时而变”的主题出色地结合在一起，使其成为最能体现吕书理性精神的至今传诵的名篇。 深刻的理性精神与务实的功利主义，是战国末期的时代特征。在与《吕氏春秋》时代上最接近的两部著作《荀子》和《韩非子》中，这种精神风貌也同样清晰可辩。他们思想上的相通在阐释历史观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例如吕书的《恃君》、《察今》，《荀子》的《王制》、《性恶》、《富国》，以及《韩非子》的《五蠢》、《定法》中所表达的历史观)表现得尤为突出。李斯、韩非都从学于荀子，《史记》载李斯在襄王卒之年入秦，得到吕不韦的赏识而为其舍人，又是“知六艺之归”者，则李斯当为《吕氏春秋》的编撰者之一。韩非著《孤愤》、《五蠢》见善于始皇，因而入秦，为李斯、姚贾所嫉而替死，但其书却流传后世，被称道为法家之集大成者。则始皇一统天下之术究其源实与荀学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