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上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在他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因社会环境的变化，他不同时期的作品，在风格上也呈现出不同的品格。因而对孙犁的研究，评论界多瞩目于孙犁作品风格转变这一现象的表层分析，而对于孙犁的文学思想缺乏深入的考察。实际上，孙犁前后期创作风格的转变，恰恰反映出孙犁文学思想的连贯性、一致性。因而对孙犁文学思想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本文以孙犁思想中多年来一直存在着的“退隐”意识为切入点，通过对其创作生涯中两次“搁笔”事件的深入分析，透视出孙犁文学思想的个性化特征。 论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三章。 引言：孙犁“退隐”意识源于他文学思想的个性化特征。 第一章：围绕孙犁1956年的“搁笔”事件展开分析，指出“搁笔”是因为积郁成疾。1956年孙犁在创作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接近尾声时，突发严重的神经衰弱，从此搁笔近十年。对于这次疾病，孙犁自己曾坦言，是由于长期的精神压抑而成。的确，全国解放后，孙犁的创作就陷入了困境。这一方面是由于在阶级论的语境中，他依然执著的坚持着他的人性理想；另一方面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他也与主流政治的要求有着一定的距离，因而他的作品也就难以符合主流文学的范式。实际上，从思想深处，孙犁是遵奉功利性的文学观念的。只是他不仅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而且在文学表达政治的方式、方法上也与主流文学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他认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应该是自然而然的，文学应通过对“生活”的审美表达来表现政治。论文还据此将孙犁的文学思想与五六十年代主流政治对文学的要求之间的差距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比。 第二章：对孙犁1995年宣告封笔退出文坛，并进而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这一事件进行探究。1995年，孙犁将自己新时期的第十部作品集定名为《曲终集》之后，再次“搁笔”。孙犁的这次“退隐”，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对社会的转型所带来的生活方式和文坛时尚的急剧变化难以适应。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文学，在“人”的表达方面，侧重于对人性的复杂性进行深入挖掘与揭示；同时作家们因有意于使文学与政治的“粘着”态势得到实质性剥离而格外重视文学的本体探索，因而他们的创作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漠视。在这种文学环境中，孙犁依然以他独具特色的功利性文学观和纯美人性理想评判新潮文学。其结果只能让他大失所望。文章通过考察孙犁对各种文学新潮的评判，进一步透视孙犁人性理想的内涵及其功利性文学观的特征。 第三章：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对孙犁文学思想的形成进行探源。指出童年的情绪记忆是他人性理想的基石；抗日战争的特殊经历既强化了他的纯美人性观，也为其文学思想注入了不可替代的功利性成份。理想人性的追求与文学服务于社会现实成为孙犁文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其文学思想的连贯性、一致性正是通过这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的。两次“搁笔”，也正与他在不同话语环境下对两者的坚守与坚持有着重要关系。 结语：孙犁的文学创作，终其一生，以艺术地反映现实为出发点，以促进人性的健全发展为旨归。其创作生涯中的两次“搁笔”，既是他对自己的文学理想的执着守护和对世俗化的无奈抗争，也反映出一个传统的精英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