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人组织研究中,关于“关系”及“差序格局”的热点探讨正在悄然兴起,但已有的跨文化视角与本土化视角均相对忽略了华人组织中“关系”运行的体制性背景,从而可能对“关系”运行的不同结构形态及其实质性后果缺乏关注。本研究希望通过某改制国有企业三十年发展历程的个案分析,来考察其从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的组织领导模式变迁,其中的“关系”实践形态可能也有着不同的实质意涵与功能定位。就该个案所展现的故事而言,我们似乎可以看出,拟血缘的“差序格局”在不同体制背景下的组织领导实践中有可能发展出不同性质的私人“关系”及其结构形态。80年代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下,该国有企业内部私人“关系”广泛渗透于行政依附性“主从关系”之中,从而形成不同领导之间划分势力范围的“派系”结构,“主从关系”更多显现的是由下而上追逐权力的“关系”依附学特征,下对上的“忠”构成了其核心性的价值取向,从而整体上呈现出“集权式领导”的基本特征。90年代在从厂长负责制向股份合作制过渡之中,该企业的“派系”结构依然存在但趋于弱化,特别是在产权分散趋于平均分配的一次改制以后,选票政治突出了群众基础的“人缘关系”的重要性,广泛盛行的是由上而下“讨好”、“平衡”的“关系”笼络学,上对下的“和”成为主导性的价值取向,从而整体上呈现出“人缘式领导”的基本特征。2000年二次改制以后,随着内部产权集中与外部市场成熟,该企业在向民营企业转型过程中,上下间的“契约关系”有着向“朋友关系”转化的趋势,从而形成以企业家为中心并与企业骨干人才双赢互利的“关系共同体”。开放性“关系共同体”中契约性的“朋友关系”则真正表现为相对平等的“关系”动力学特征,双向的朋友之“义”成为其核心性的价值取向,从而整体上呈现出“人心式领导”的基本特征。以上的个案尽管不能代表中国社会或企业组织三十年来的整体转型,但其类型学的比较意义是相当明显的,在集权式领导→人缘式领导→人心式领导的组织领导模式转型之中,也可以发现不同体制背景之下法、道、儒等文化传统的选择适应性。总体来看,在不同体制背景下促成的“派系结构”或“关系共同体”之组织结构形态,表明了“关系”实践对于组织绩效的正负双向性。组织内部的私人“关系”实践始终构成了对规范组织制度的某种实质性替代,即如“关系共同体”中所潜藏的个人“关系”领导常常难以转向长远发展的企业科层制度,缺乏长远制度保障的个人领导特色依然是该企业未来发展的重大危机,同样可能也是中国相当部分中小企业的发展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