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一生与古希腊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五四时期提出“人学”思想,古希腊文化便是其一个重要的背景。基于对西方文化史的了解,在人的问题上,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将中国社会比拟为西方的中世纪,而将五四喻为西方的文艺复兴,西方文艺复兴以复兴古希腊文化为标榜,对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进行猛烈批判,力图发现“人”、重建“人”,五四时期周作人亦以此为标榜,提出在中国“辟人荒”的命题。在这个文化史仿效过程中,古希腊文化便成为周作人提出“人学”思想的一个大背景。文艺复兴为了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进行批判,大肆宣扬古希腊的“原欲”文化,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出“灵肉一元”的人性论思想,也是要在中国为人的“原欲”正名,此一时期,周作人译介了许多古希腊充满“原欲”色彩的作品,原欲的古希腊成为周作人建构理想“人”的一支重要力量。可是“原欲”的放纵必然会走向堕落,周作人基于对西方近代以来“原欲+人智”的世俗现代化道路的清醒认识,摒弃西方近代用以“科学”为代表的科学理性解决此问题的方案,而择取以古希腊“节制”美德为代表的人文理性,对原欲放纵进行防控。如此,二者共同作用,调和人性中的禁欲和纵欲,而获得一种优美完善的人性。在“个人主义”上,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逐渐分离、背反,到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中国的五四,个人主义已经走到尼采的“超人”境地而与人道主义互斥,在中国社会造成奇妙的分裂和牵扯。周作人则将个人主义重新返归与人道主义融合,其实是回到文艺复兴,并将这种融合的基础,追索到古希腊的“人的发现”上。如此,周作人的个人主义便与当时胡适、鲁迅的反叛／反抗的个人主义相区别,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人在现世的生存状态,是一种生活观,一种人格情操,它主张接受人的现世性,追求现世的幸福和享受,这又是与周作人所推崇的古希腊“现世主义”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