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十七年”小说中的地主形象,人们常常想到的是“概念化”、“脸谱化”这些词。的确,“十七年”小说地主形象的书写总体上被限定在一个较为狭窄的范围：即对地主恶霸的书写。这些地主形象呈现出丑陋的身体、物欲的沉溺以及万恶的源泉这三个类型化特点。不过,细读“十七年”小说文本,就会发现事实不尽然。即使是在阶级斗争的热情不断高涨的年代里,有些作家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叙述立场和文学责任,他们笔下的地主形象不同于大多数作家所描绘的类型化、脸谱化的地主形象。穿透小说文本,常常可以看出作家笔下阶级问题的复杂性,这些地主形象呈现出与主流意识形态制导下地主形象类型化书写所不同的异质性特点。这一现象表明,当时有的作家并没有被“阶级斗争的理论”束缚住手脚。他们在有意无意间写出了同一“阶级”阵营中人的不同品格、不同思想,写出了阶级成分与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的复杂性。因此,本论文着力探讨“十七年”小说中地主形象类型化书写与异质书写的复杂缠结,通过对这种缠结现象的分析,将地主放置到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层面综合考察,弄清其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影响,从而对“十七年”小说文本作较为客观和理性的评定。同时,在主流意识形态制导下,一些作家仍能突破束缚,多角度多侧面书写地主形象,说明他们对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尊重,进而可以探讨文学的自律与他律、政治规训与夹缝突围、审美与功利的纠缠等诸多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论文主要分三个章节展开论述：第一章主要论述政治规训下的类型化书写。自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文艺服从于政治”的理论原则之后,“为政治服务”就成了文学创作的指导方针。此后一些政策的调整将“十七年”小说作家束缚在文艺政策的条条框框之中,在政治的规训下,地主被定义为邪恶的化身。因此,“十七年”小说中的地主形象大多被塑造成丑陋的身体、物欲的沉溺、万恶的源泉这些类型化的地主形象。第二章主要论述历史夹缝中的异质书写。以暴力革命论、阶级斗争论为核心理念并以红色理性为规范的“十七年”小说创作的审美趣味犹如一股强大的惯性力量排挤着本没有阶级之分的人文理性,但潜在的理性自觉和知识分子的良知又不得不使作家们从阶级斗争中找回迷失的自我。他们在思考,地主难道一点人性都没有吗?能不能揭示地主复杂的性格和复杂的心态呢?由此,在历史的夹缝中,人文理性激活了作家的主体意识,就有了王有德、田大瞎子、冯兰池、冯贵堂这些既有人性恶的一面,也有普通人一面的异质地主形象。第三章主要从多维视角对地主形象进行再思考。本文选取地主形象作为“十七年”小说研究的切入点,不仅是因为地主在“十七年”小说研究中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更重要的一点是地主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对其进行研究是回到历史深处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分析“十七年”小说地主形象类型化书写与异质书写的复杂缠结,我们回到了叙述历史的年代,在过往的时间序列里,发现“十七年”小说繁复的网络。不过,要想探入历史的更深处,我们还应重视阅读“叙述”的年代,将地主放置在社会学、文化学、美学的角度进行多维的深度阐释,从而进一步消除对地主形象的刻板记忆,重新编织一段接近真相的历史。总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书写的策略。透过历史的潜望镜,我们很难弄清历史上真实的地主到底是怎样的,但是在阐释历史的过程中,地主这一文学形象得以深化,得以发展,这便是文学研究的旨归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