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中的社会危险性要件在我国法治的进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专注于刑事处罚向注重人权保障的方向发展。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立法者将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细化为五种特定的情形。自此,逮捕审查的核心条件转变为社会危险性。但是对社会危险性进行考量的因素,立法者并没有进行明确规定。这使得实务部门的社会危险性条件认定标准模糊,对行为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并不能准确认定,只能依靠办案人员的主观经验,这变相的增加了实务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增加了冤假错案的发生频率。实务中的案件复杂多样,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将社会危险性条件划分为人身危险性要件、社会危害性要件、诉讼可控性要件三个方面。三个要件是具有逻辑关系的,是循序渐进的,首先审查是否涉嫌犯罪即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逮捕作为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决定了它的适用对象只能是罪犯,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要先确认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明确其社会危害性。其次,需要审查人身危险性要件,依据比例原则、保障人权原则,只有行为人犯罪情节恶劣、对被害人伤害程度高、主观恶性程度极大,才可以适用逮捕。最后也是最核心的条件诉讼可控性,采取取保候审等其他强制性措施不足以保证刑事诉讼进程顺利进行的,应该采取逮捕措施。本文通过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发现社会危险性审查还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前的人身危险性审查不受重视。第二,社会危害性因素的范围界定不明确。第三,诉讼可控性因素审查的缺失致使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利用受限。通过对以上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完善逮捕中社会危险性审查的建议,包括: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前人身危险性的审查,明确社会危害性因素的审查范围,加强对诉讼可控性的审查以充分利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