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大众文化的崛起,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创作在题材内容、价值立场、审美倾向、叙事形态等多个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新变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对性别差异、女性话语、女性身体的特别关注。自近代起,女性形象的建构就不仅仅关乎于性别,作为有效能指的女性符码同时负载着丰富的文化意涵,女性形象的所指范畴常常大于性别界面。因此,对女性形象新变特质的研究是我们理解转型期社会文化焦点和社会文化心态的重要棱镜。纵向来看,现代女性形象的嬗变与20世纪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思想变革关联密切。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关键拐点,“新”女性形象都会不约而同地以“出走”这一高度象征化的动作为开端,扮演起告别过去、迎接新生的抉择性隐喻,作为文化镜像传递时代精神的感召。通过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新”女性形象谱系,可以瞥见女性主体身份发生了从“女性”到“妇女”再到“女人”的三重变奏轨迹。横向来看,时代话语与性别表述通过叙事的暧昧整合互为镜像,成为论证对方合法性的有效路径。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话语正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转向中,生机勃勃且幻影重重。其中,“日常生活”“个人话语”“消费文化”“民间立场”与女性形象的表意与建构是本文切入转型期文学文化现场的四重基本维度。文学创作层面,“宏大叙事”急遽退隐,日常生活审美日渐兴起。审美的日常生活转向不仅影响了女性形象的塑造,同时意味着女性形象的文化修辞功能发生了新变。当人们的关注焦点不再是社会公共事件而是普通人的生活、情感与尊严,女性形象随之出现了世俗化、日常化的下沉变化。论文主要分析了三种性别化的文学现象,一是女性化的“新写实”和男性化的“诗人之死”;二是融合了传统性别话语与大众心理期望的贤妻良母形象的再出场;三是城市文化、怀旧风潮与市民生活的“女儿气”。个人话语系统中的女性身份指认是这一时期女性写作的关注焦点之一。本文将从性别戏仿、女性身份的建构与困惑、创伤记忆、同性社会性欲望等多重维度聚焦以陈染、林白、徐坤、徐小斌等作家为代表的女性写作实践。其中,身体意识作为女性写作最具标志性的抗争利器,一方面颠覆了传统性别文化中将女性视为被动、消极的负面观点,旨在通过书写自我赋予女性性的自主权,但另一方面却陷入了某种本质主义的圈套,对个人话语的过度宣扬反而将女性写作引向了瓶颈。此外,“问题女孩”形象的出现揭示了以卫慧、绵绵为代表的个人化写作不同于前者的“青春”特质,在她们笔下,世纪末的女性身体不再承载反抗或救赎的意义,反而与消费文化距离更近。探究消费时代的女性身体与女性符码,是梳理女性形象新变特质的重要环节,具体包括基于转型期颓废氛围的性叙事泛滥,遭遇性物化的女性身体,城乡关系的性别化塑造以及消费文化与女性特质的想象性联结。“打工妹”形象和“都市白领”形象是本章的主要研究对象。性/性别化主体的召唤、消费欲望被当作建构此类新兴女性形象的关键因素。对打工妹形象以及其他底层女性形象的去阶级化形塑成为了城乡之间、阶层之间不平等关系的自然掩体。于是,打工妹的堕落故事被转化为因贪婪走向迷失的性别故事。消费文化视域下的白领形象承载着某种普遍意义上的现代都市想象,主要表现为女性的商品化和商品的女性化。民间立场的重提不仅意味着文学对民间资源、民间审美特质的征用,更代表了一种自觉的文化姿态与精神向度。“民间立场与女性形象重塑”讨论了野史民间、乡土民间和大地民间三重立场下的女性形象,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民间立场如何影响女性形象的塑造;二是作家如何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传递民间立场。总而言之,本文主要从女性形象与90年代文学文化现场的复杂关联入手,剖析影响女性形象发生新变的转型期文化语境和社会性别文化,关注女性境遇,探究作为文化镜像的女性形象如何传递社会文化焦点与社会文化心态。对于从性别视角介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或可起到一定的补充、拓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