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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日趋严重,“去产能”已经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区别于以往侧重宏观和中观层次的产能过剩研究,论文在梳理产能过剩定义、类型、成因和国际化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基于中国2008年以来新一轮产能过剩的独特情景,以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依据“进入性体制扭曲—过度投资—资产专用性/沉没化—退出性体制扭曲—强制投资—资产锁定—产能过剩”的逻辑,采集2007~2015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混合截面数据样本,运用纵向横向比较分析、理论分析和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从体制扭曲形成的低进入性壁垒和资产专用性形成的高退出壁垒及其二者形成的资产锁定效应方面解析了企业产能过剩“久治不愈”的成因,并从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方面明确了企业产能过剩治理的策略选择。首先,从年份、产权、区域和产业的多维视角,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方法的测算结果表明,2007~2015年企业产能利用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曲线,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更高,相对于地方国有企业,中央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更高,东部企业产能利用率最高、中部企业次之、西部企业最低,相对于轻工业,重化工企业产能利用率更低。其次,应用成本函数模型解析了体制扭曲、资产专用性和资产锁定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机制,分析了企业产能过剩国际化治理的微观机理。理论分析的结果表明,体制扭曲越强和资产专用性越高,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越低,而且体制扭曲与资产专用性交互作用形成的资产锁定效应降低了企业产能利用率,企业外向国际化和内向国际化战略促进了企业的产出增长和技术提升,提高了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然后,在构建企业产能过剩的资产锁定概念模型的基础上,采用SFA、数据包络分析(DEA)和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了体制扭曲、资产专用性和资产锁定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表明,体制扭曲和资产专用性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形成的资产锁定对企业产能利用率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体制扭曲与资产专用性互为因果循环累积叠加形成的资产锁定是企业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为进一步揭示以补贴强度为代理变量的体制扭曲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对补贴强度的情景依赖和作用路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补贴强度与企业产能利用率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临界点为0.81%,补贴强度对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有显著消极影响,补贴强度与非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为倒U型曲线关系,临界点为1.45%,可见,过度政府补贴导致企业的体制扭曲性产能过剩。资产专用性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有显著消极影响,体制扭曲与资产专用性交互作用形成的资产锁定以直接方式对国有企业、高补贴企业和高补贴的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消极影响,企业研发强度和财务杠杆是体制扭曲、资产专用性和资产锁定作用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路径,而且资产锁定通过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和财务杠杆的恶化效应的间接方式降低了企业产能利用率,为打开企业产能过剩的“黑箱”做了有益的尝试。最后,从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的视角,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了国际化对企业产能过剩的治理效果,研究表明,企业外向国际化正向调节了资产专用性水平对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企业内向国际化正向调节了产能过剩率对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外向国际化与内向国际化的协同策略是企业产能过剩化解的重要举措。为进一步揭示外向国际化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机制,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了外向国际化对体制扭曲和资产专用性影响,总体样本、补贴强度分组和产权分组的回归结果表明,外向国际化正向调节体制扭曲、资产专用性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不利影响,从而为企业产能过剩的破解提出了国际化治理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