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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研究一采用横向研究数据分析反刍思维对自杀风险的影响机制，心理痛苦的中介作用以及感恩的调节作用；研究二采用追踪研究数据进一步验证心理痛苦在反刍思维和自杀风险中所起的中介作用以及感恩在心理痛苦和自杀风险中的调节作用。
方法：
研究一：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430名大学生，施测反刍思维量表、心理痛苦问卷、自杀行为问卷-修订版、感恩六项目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420份。研究二：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180名大学生，在2019年3月（Time1）和2019年11月（Time2）两个时间段分别施测反刍思维量表、心理痛苦问卷、自杀行为问卷-修订版、感恩六项目问卷，最终有效问卷152份。对研究一、研究二数据均采用SPSS21.0进行分析处理，统计方法主要有皮尔逊积差相关，独立样本t检验，配对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元回归，并利用PROCESS插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和调节效应分析。
结果：
研究一：
（1）自杀风险在性别、专业、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来源地上差异不显著。
（2）反刍思维在年级、专业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性别、来源地上差异不显著。
（3）心理痛苦在年级、专业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性别、来源地上差异不显著。
（4）感恩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性别、来源地、专业上差异不显著。
（5）自杀风险和反刍思维、心理痛苦存在显著正相关；心理痛苦和反刍思维呈显著正相关，感恩与反刍思维、心理痛苦、自杀风险呈显著负相关。
（6）心理痛苦中介了反刍思维和自杀风险的关系，感恩在心理痛苦和自杀风险中起调节作用。
研究二：
（1）在两个时间段，自杀风险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来源地、年级、专业上差异不显著。
（2）T2反刍思维在性别、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T1反刍思维在性别、年级差异不显著。在两个时间段，反刍思维在来源地、专业差异不显著。
（3）在两个时间段，心理痛苦在性别、来源地、年级、专业上差异不显著。
（4）在两个时间段，感恩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性别、来源地、专业上差异不显著。
（5）经过前后两次施测，T1/T2反刍思维存在显著差异，T1/T2心理痛苦、感恩、自杀风险差异不显著。
（6）T1自杀风险与T1/T2反刍思维，T1/T2心理痛苦呈显著正相关，T2自杀风险与T1/T2反刍思维，T1/T2心理痛苦呈显著正相关；T1心理痛苦与T1/T2自杀风险呈显著正相关，T2心理痛苦与T1/T2自杀风险呈显著正相关；T1感恩与T2反刍思维，T1/T2心理痛苦，T1/T2自杀风险呈显著负相关；T2感恩与T2反刍思维，T1/T2心理痛苦，T1/T2自杀风险呈显著负相关。
（7）交叉滞后模型显示，T1反刍思维能够正向预测T2自杀风险，T1反刍思维能够正向预测T2心理痛苦，T1自杀风险正向预测T2心理痛苦。
（8）T1心理痛苦在T1反刍思维和T2自杀风险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不显著，T2心理痛苦中介了T1反刍思维和T2自杀风险的关系，感恩在T2心理痛苦和T2自杀风险中起调节作用。
结论：
（1）高反刍思维更容易带来高心理痛苦和高自杀风险，感恩水平越高，反刍思维、心理痛苦、自杀风险越低。
（2）心理痛苦在反刍思维和自杀风险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3）感恩在心理痛苦和自杀风险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感恩水平越高越能够缓冲心理痛苦对自杀风险的影响。
（4）综上，反刍思维、心理痛苦、自杀风险、感恩的关系是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研究一采用横向研究数据分析反刍思维对自杀风险的影响机制，心理痛苦的中介作用以及感恩的调节作用；研究二采用追踪研究数据进一步验证心理痛苦在反刍思维和自杀风险中所起的中介作用以及感恩在心理痛苦和自杀风险中的调节作用。
方法：
研究一：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430名大学生，施测反刍思维量表、心理痛苦问卷、自杀行为问卷-修订版、感恩六项目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420份。研究二：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180名大学生，在2019年3月（Time1）和2019年11月（Time2）两个时间段分别施测反刍思维量表、心理痛苦问卷、自杀行为问卷-修订版、感恩六项目问卷，最终有效问卷152份。对研究一、研究二数据均采用SPSS21.0进行分析处理，统计方法主要有皮尔逊积差相关，独立样本t检验，配对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元回归，并利用PROCESS插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和调节效应分析。
结果：
研究一：
（1）自杀风险在性别、专业、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来源地上差异不显著。
（2）反刍思维在年级、专业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性别、来源地上差异不显著。
（3）心理痛苦在年级、专业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性别、来源地上差异不显著。
（4）感恩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性别、来源地、专业上差异不显著。
（5）自杀风险和反刍思维、心理痛苦存在显著正相关；心理痛苦和反刍思维呈显著正相关，感恩与反刍思维、心理痛苦、自杀风险呈显著负相关。
（6）心理痛苦中介了反刍思维和自杀风险的关系，感恩在心理痛苦和自杀风险中起调节作用。
研究二：
（1）在两个时间段，自杀风险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来源地、年级、专业上差异不显著。
（2）T2反刍思维在性别、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T1反刍思维在性别、年级差异不显著。在两个时间段，反刍思维在来源地、专业差异不显著。
（3）在两个时间段，心理痛苦在性别、来源地、年级、专业上差异不显著。
（4）在两个时间段，感恩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性别、来源地、专业上差异不显著。
（5）经过前后两次施测，T1/T2反刍思维存在显著差异，T1/T2心理痛苦、感恩、自杀风险差异不显著。
（6）T1自杀风险与T1/T2反刍思维，T1/T2心理痛苦呈显著正相关，T2自杀风险与T1/T2反刍思维，T1/T2心理痛苦呈显著正相关；T1心理痛苦与T1/T2自杀风险呈显著正相关，T2心理痛苦与T1/T2自杀风险呈显著正相关；T1感恩与T2反刍思维，T1/T2心理痛苦，T1/T2自杀风险呈显著负相关；T2感恩与T2反刍思维，T1/T2心理痛苦，T1/T2自杀风险呈显著负相关。
（7）交叉滞后模型显示，T1反刍思维能够正向预测T2自杀风险，T1反刍思维能够正向预测T2心理痛苦，T1自杀风险正向预测T2心理痛苦。
（8）T1心理痛苦在T1反刍思维和T2自杀风险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不显著，T2心理痛苦中介了T1反刍思维和T2自杀风险的关系，感恩在T2心理痛苦和T2自杀风险中起调节作用。
结论：
（1）高反刍思维更容易带来高心理痛苦和高自杀风险，感恩水平越高，反刍思维、心理痛苦、自杀风险越低。
（2）心理痛苦在反刍思维和自杀风险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3）感恩在心理痛苦和自杀风险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感恩水平越高越能够缓冲心理痛苦对自杀风险的影响。
（4）综上，反刍思维、心理痛苦、自杀风险、感恩的关系是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