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紱身处中国封建社会回光返照的康雍乾盛世的集权一统之下,文字狱大兴,思想罗网甚密。一方面,士大夫阶层失去了宋代的清明、宽松的言论环境,文人学士也只能埋首故纸堆,处处呈现出噤若寒蝉、万马齐喑的单调枯竭局面。另一方面,统治者沿袭宋元勃兴而跃居思想界之首的程朱、陆王理学。满清入关后高度重视思想建树,顺治之后的几代帝王俨然孔圣人的嫡传弟子,汉学造诣极深。在这种环境的感染下,汪紱的礼学内容出现义理与考证并存的双重特点。他的礼学思想不仅是要扶正孔子的礼学,更重要的是重新厘定朱熹思想的精髓以及批判晚明社会各界空谈心性,不重实践的陈腐、酸蚀观念。这是一种对时代的回应,也是他们那个时代文人应有的个性。汪紱的礼学纲目主要以《仪礼》为主干,以《周礼》和《礼记》为枝叶。在方法上注重践礼与考礼,尤为注重礼之变化。这些与他悲惨的成长经历以及身处朱子桑梓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反过来又深深地体现在他的著作中。朱熹的礼学思想并不是空泛的理论说教,既有学理的阐释,也有行动上的付出,总是和政治、社会、经济经世国用等实用层面的意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周礼》思想基本上就是直接承接朱熹而发展成熟,但他不是单纯引用,而是经过细致的划分,处处讲究准确,不似朱熹那般大而化之、模棱两可。此外,他还受朱熹正经界和王安石理财论具体制度实践的制约。汪紱《礼记》学思想,也是继承宋代诸儒关于礼、理关系的讨论,主要从“义”的角度,上升到礼义、礼俗、礼治的高度进行阐释,强调居敬涵养、以仁释礼、克己复礼等方面解决怎样彰显礼。在礼俗方面,他严厉批判了时代出现的礼崩乐坏的弊病,对当时的婚烟制度、衣、冠、服饰、丧葬等陋俗均一一加以针砭时弊,并倡导礼随时移的主张。关于礼治,他尤为聚焦德、礼、刑、政四者各自对政治孰主孰后的问题。基于以上的认识,本文采用一般论文常用的结尾体式,试图通过对汪紱礼学思想粗糙的梳理,展示了汪紱礼学在满清礼学中地位、思想特征、学术成果,并进而总结了其礼学在演变过程中富有的内在研究特色。在此基础上,有助于完整揭示清代礼学发展的脉络,二对当时时代文明的塑造具有重大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