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以竞技运动为起源,以蓬勃发展的职业体育俱乐部为基础,以企业化管理为制度保障,将打造特色职业体育俱乐部品牌作为发展职业体育的基础载体,通过一系列利益相关者治理体系获得政府支持,促使国家、政府和社会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形成以职业体育俱乐部、职业体育联盟为核心的职业体育组织,引领国家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发展。通过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发展状况及相关文献梳理发现,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发展起步晚且独立运行能力较差,但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促使职业体育俱乐部治理模式需依托社会力量、激发市场活力,方可独立自主的运营、打造职业体育俱乐部独立品牌、吸引更多球迷参与体育赛事、拓宽职业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渠道。在我国体育事业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本文提出了以公司治理理论引领职业体育俱乐部发展的创新性分析框架。本研究主要内容主要包括:第一,运用文献计量法对职业体育俱乐部及公司治理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定量的分析,探索职业体育俱乐部研究的理论前沿、研究热点和研究不足。第二,以公司治理理论为基础,构建了职业体育俱乐部治理体系,主要包括属性释义、发展历程、治理模式、治理特殊性和重要性。第三,从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治理现状剖析,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当前足球俱乐部现状进行分析,厘清当前发展环境,找到治理过程中的矛盾。第四,从欧洲足球俱乐部中抽取了 48家2011/12赛季—2015/16赛季五年,总共240个年度的财务与治理数据作为样本,对董事会的规模、董事会的独立性程度、持股所有权、机构投资者、财务绩效和生存能力的视角建立实证分析模型,测量在财务绩效、生存能力和有效的公司治理之间的关联。第五,从职业体育俱乐部球迷文化体系、联赛商业体系、中介服务体系和监督管理体系的角度,论述了利益相关者治理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第六,通过对阿森纳和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侧重于社区和球迷利益相关者方面的案例分析,说明两个足球俱乐部如何管理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关系。最后,对全文的主要结论进行概括性总结,并在主要研究结论和分析基础上,阐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对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治理的启示,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展望。通过上述研究的开展,本文得出以下主要观点和结论:第一,职业化是竞技体育的高端形态,是中国体育运动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其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职业体育的基本生产组织是不同项目的职业体育俱乐部,职业体育联盟作为面对同一目标市场的集合体对其实施治理,由此还派生出围绕职业体育的新闻传媒、用品制造、竞赛表演、中介服务、文化创意等企业,体现了竞技体育职业化及有效的治理是推进职业体育改革的主要路径。第二、中国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也是毋庸置疑的体育产业消费大国,从而带来了对全中国13.7亿人在职业体育俱乐部、联盟、联赛和商业赞助等方面消费的增长机会。但其职业体育俱乐部市场则面临着政企职能不分、职业体育俱乐部商业产权基础薄弱;基础功能弱化、职业体育俱乐部治理能力结构较差;社会资源匮乏、职业体育俱乐部外部治理渠道单一等诸多问题。第三、职业体育俱乐部是按照现代公司治理模式,以体育及相关产业为载体,以赢利为目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产权创新的组织形式,以职业形态、专业人员、市场品牌、大众传播为社会提供具有商业价值的体育赛事及其衍生商品,引领职业、大众、休闲、竞技等项目发展的高端组织形态。职业体育俱乐部与其他更传统的企业相比,在很多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竞争平衡的需要以及双重体育和商业目标对理论框架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相较于欧洲模式和北美模式的职业体育俱乐部治理模式,中国的实际情况更接近于欧洲以职业体育俱乐部为治理主体的模式。第四,职业体育俱乐部需要结合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特别是增加董事会规模和独立性,以及CEO和主席角色的分离,以提高职业体育俱乐部的盈利能力和生存能力。健全公司内部的治理原则,有利于降低职业体育俱乐部的破产概率,增加公司绩效。股东和利益相关者必须配备必要的机制来保护他们的利益,避免管理人员手中的财富被征用,同时最大化俱乐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第五,对于职业体育俱乐部而言,识别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复杂网络以及俱乐部利益相关者环境的知识是至关重要的,对利益相关者环境的了解和职业体育各项目主管行政部门在顶层设计方面也很重要。利益相关者体系可以帮助利益相关者组织在利益相关者网络内发展关系,影响利益相关者战略,并且可以产生旨在增加他们对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影响的协作关系。第六,中国未来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发展应借鉴成熟的职业体育俱乐部治理成果,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俱乐部制度环境、明确治理主体、完善内部结构、落实监管制度以及打造利益相关者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