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1990~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经验方面检验了基础设施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较有效地解决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得出了如下研究结论:(1)许多研究表明,TFP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来源(World Bank, 1997)。考虑到现阶段中国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是技术引进,而不是自主创新。我们在研究基础设施对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同时,还引入了FDI、对外贸易、人力资本、城市化和政府支出等控制变量。通过回归结果,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通信基础设施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与通信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和区域竞争相关。除此之外,人力资本、贸易和政府支出也都对我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2)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各省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水平都存在显著的差异。运用趋同的分析框架,本文实证检验了初始经济条件、物质资本、人力资本、FDI、城市化、政府支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禀赋与区域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回归结果表明,1990~2009年,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对区域人均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即使在控制初始的人均实际GDP、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和其它因素后,本文依然获得了交通密度和电话密度对各省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稳健性估计结果。当采用交通密度和通信密度的一阶滞后项替代其当期值进行回归时,结果也表明,它们的一阶滞后项与当期值一样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同样幅度的显著影响。这说明,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是“逆向因果”关系的结果。(3)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的研究发现,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服从报酬递减规律,换句话说,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其规模负相关。这表明,各个地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能够从基础设施投资中获得更大的收益。相比东部沿海地区而言,在基础设施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更大。这个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Demurger, 2001; Ding et al, 2008)。(4)本文的研究还发现了其它支持中国省区人均收入增长条件趋同的证据。这说明在控制其他一系列的影响稳态下人均收入增长差异的因素后,人均收入水平高的省份,人均收入增长率更低。同时,本文的研究还表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外贸易、FDI对省区人均收入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口增长对省区人均收入增长有显著负向影响,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同时可以通过加大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开放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控制人口增长等方面实现赶超东部地区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