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作为长期享有“人口红利”的国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供给对于人均GDP的贡献率约为27%,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更是在世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近年来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一直呈下降态势,导致中国“人口红利”不断流失。对于决策主体的劳动参与人口来说,女性的劳动参与相较于男性具有特殊性。因为女性在家庭活动上具有相对优势,女性劳动参与的选择更多受家庭因素的影响而使其劳动参与决策比男性更为复杂,特别是已婚女性更可能退出或中途加入劳动力市场。因此,如何提高女性劳动供给,焕发劳动生产要素的活力,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不同城市在经济状况、科教水平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城市差异在劳动力劳动参与决策中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以往研究倾向于以东中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来解释劳动参与差异,忽视了不同城市中的女性个体劳动参与决策的差异。因而,本文以劳动经济学、结构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等相关理论为基础,以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城市比较为研究视角,在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Probit模型和OLS模型对比的估计方法,研究己婚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城市差异问题。在实证分析方面,本文首先利用2002年、2007年、2013年三个时间点上横截面数据进行对比,探究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对于总样本劳动参与决策影响力的大小和时间变动趋势。然后将样本按照城市加以划分,试图分析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决策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差异及影响机制。对于模型选取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稳健性检验,证明本文选取的回归模型具有良好的解释性。最后,着重从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两方面分析影响不同城市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因素及影响机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全文共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结构安排、研究方法以及本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对全文进行概括性的描述。第二部分是国内外文献综述。说明本文研究的城市地域因素在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三部分是理论基础。归纳总结了相关的理论模型,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研究影响己婚女性劳动参与的总体性差异和城市间的结构性差异,并给出解释。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与政策建议。经过分析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年龄因素方面,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和年龄之间呈“倒U型”关系,在35岁左右前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参与上升,35岁以后出现下降,不同城市之间年龄的转折点并无很大差异;教育因素方面,教育对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概率具有促进作用,而且层次越高作用越明显,但这种作用随着时间流逝而减弱,大专及以上学历对于劳动参与具有显著影响特别是对于直辖市和其他城市已婚女性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家庭责任方面,老人照料对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作用方向不明显,学龄前儿童照顾成为城市已婚女性的主要家庭责任,对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决策具有消极影响,对于直辖市女性尤甚;家庭总收入方面,收入对于劳动参与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家庭总收入的提高对于己婚女性劳动参与具有积极影响,省会城市最为明显。针对以上研究结果,本文建议通过优化己婚女性就业环境,扩展已婚女性就业渠道;健全女性阶段性就业体系,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调整直辖市发展模式,协调城市间产业发展;鼓励提升省会城市的工资收入水平,增加居民家庭总收入的方法,增加作为潜在劳动力的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缩小城市间发展差距,从结构优化角度推动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