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任何一个舆论高潮的出现，既是时代环境变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推动政治形势变迁的重要原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遭到了日本的侵略，民族危机不断激荡着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化人士的心灵。为了应对日本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全国的文化动员舆论氛围在七七事变之后达到高潮。社会各界，无论是党政要人、社会名流还是文化人士等，都认识到了文化在抗战时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文化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国防”，是中国人民的“精神食粮”。这一时期的文化动员，除了思想层面的摇旗呐喊、呼吁宣传外，更有实践层面的迎合全面抗战急迫需求的意见主张、具体措施，可谓既登高一呼，又建言献策。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全国的文化动员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是对抗战时期文化动员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这是开展文化动员工作的思想前提；第二，是对抗战时期文化动员特点和现状的把握，这是进行文化动员的必要准备；第三，是对抗战时期文化动员工作具体操作和实施方法的主张，这是推动文化动员的关键环节。　　在全面抗战之后所形成的的文化舆论高潮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正式成立。文协的成立，本身便是对全国文化人士的一次大动员。作为抗战时期规模最大的文化团体，文协致力于连接政府与民众，沟通中国和世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文化动员。文协的文化动员，主要包括两种模式：常规性的舆论宣传动员和非常化的战地实践动员。　　舆论宣传动员，构成了文协在抗战八年中最主要、最基础、最核心的文化动员模式。它主要靠四种方式展开：第一，提供丰富充足的、主题鲜明的抗战文化作品。这些作品目标集中，为抗战服务，具有极强的教育意义，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动员作用。第二，发布鲜明的时局声明。这些声明对于大变革时代文化人士和社会大众的道路选择和价值取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第三，注重国际联络和宣传。文协通过文化交往，最大化的引起了国际的注意和同情，为争取国际支持和合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对政治外交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第四，利用各种纪念活动展开舆论宣传。这些纪念活动，包括文化名流的诞辰周年纪念、逝世周年纪念、创作生活周年纪念、寿辰周年纪念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活动的宣传动员意义已经超过了本身的纪念意义。总之，在抗战的特殊时代，文协根据形势的变化、时代的需要和文化人的特性，形成了一套基础性、常规性、持续性的舆论宣传动员模式。这种模式由于符合政府的总体设计，措施微观具体，针对性强，因此取得了良好的动员功效。　　战地实践动员，是文协在“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下展开的非常规化的动员模式。以作家战地访问团为代表的战地访问，克服了诸多困难，团长王礼锡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种坚持，来自于访问团成员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作家战地访问团充分利用六个月的时间，或走访观察，或采访慰问，或亲上前线，或搜集材料，采用多种形式对战地进行了访问。他们对前线军人的英勇战斗的精神进行了报道，对战地文化工作的现状进行了观察，对战区民众和民众团体参与抗战的情况进行了关注，对前方经济合作化发展的模式进行了思考。经过访问，访问团为政府提出了加强战地文化宣传工作和经济生产工作的建议，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文协的建言献策终于转化成了政府的对策措施。文协的战地实践，不但促进了前线军人的抗战情绪，更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增强了抗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全国的抗战事业做了贡献，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文化是人类现实生活的表征，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中国文化在近代的嬗变，无不与民族、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变革息息相关。文协的文化动员，典型的体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文化动员的特点。它基于实践基础上的动员模式和助力抗战的强大功效，都表现了这一阶段中国文化在应对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