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中国经济由以投资与出口推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由通过自主创新，提高生产力为代表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如何提到企业的创新能力，不仅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也受到决策者的密切关注。在微观企业层面，企业的创新能力(Porter，1992)从根本上决定了企业的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在宏观层面，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Solow，1957;Romer，1986)。本文由三篇论文组成，研究关于企业创新的三个问题。　　本文研究的一个重要优势是拥有中国知识产权局收集的关于中国专利申请的数据，这使得有一个直接衡量企业研发产出和企业创新能力的指标，也就是企业的专利申请数。同时中国的专利体系将专利分为发明专利，外观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三类。在这三类专利中，发明专利的审核条件最为严苛，因此，认为发明专利是质量最高的专利(李诗、洪涛、吴超鹏(2012)发现发明专利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是三种专利类型中最大的），本文的研究在关注企业的专利申请总数的同时也注重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数。　　在本文的第一章，研究企业上市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企业上市能使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股权融资，有效的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现有文献(Bernstein，2015)认为融资约束是抑制企业进行研发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一方面看来，上市能促进企业创新。但是另一方面，公司金融方面的文献认为，上市导致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这会加重委托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带来的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从而抑制企业经理人进行研发创新活动的热情。我们的研究对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市场一般存在种种缺陷，人们会对它们的有效性提出质疑。我们的这个研究也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　　首先通过国泰安数据库提供的上市公司信息，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识别出上市企业。发现，相对于非上市企业，上市企业在上市之后会有更多的专利申请。上市企业在上市之后三年较非上市企业平均每年多37.5％的专利申请。但是我们的OLS回归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困扰，上市的企业可能与非上市企业在企业特征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上市企业的某些特质既影响企业上市，又影响企业创新。用倾向匹配(propensity-score-matching)的计量方法控制这一内生性问题。通过倾向匹配的方法，为每一个上市企业找到一个对应的非上市企业，两者拥有相似的企业特征。基于倾向匹配得到的样本，进行了一个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回归，发现，相对于非上市企业，上市企业在上市之前无论是发明专利申请数还是总的专利申请数都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在上市之后，上市企业会有更多的专利产出。我们的倾向匹配分析说明上市能促进企业创新。在建立了上市能促进企业创新这一基本结论之后，用多个指标，包括发明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占总专利的比例，每个专利参与的发明人，来衡量企业专利的质量，我们的研究发现，上市也能促进企业的专利质量。同时，也发现，上市在加强企业核心产业上的创新能力的同时，也能增强企业非核心产业上的创新能力。　　本文的第二章，研究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的参与能否促进企业创新。风险投资一般被认为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孵化器”。20世纪90年代，美国一大批优秀的技术企业如英特尔、微软、思科、雅虎等，都在他们的成长与崛起过程中，得到过风险投资的支持。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政府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力扶持风险投资的发展，2001年开始，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风险资本市场。风险投资对初创企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风险资本不仅给初创企业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同时也为初创企业在公司治理和发展战略上提供专业的建议。于此同时，风险投资还通过影响其投资企业的企业文化等，对企业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解答风险投资的参与能否促进企业创新这一问题非常迫切。文献上，Kortum and Lerner(2000)利用美国1983年到1992年行业层面的数据，发现风险投资的参与显著提高了行业的的专利申请量。这一领域还较少来自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国内，因为数据的限制，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还停留在省级或行业层面。　　利用中国中小板上市企业来实证研究这一问题，关于企业风险投资者的数据来源于两个部分，一是清科数据库，二是国泰安数据库提供的十大股东文件。基于我们的OLS回归，发现，相较于无风险投资参与的企业，有风险投资参与的企业无论在上市前还是在上市后都有较多的专利申请数和较多的发明专利申请数。在上市之后，有风险资本参与的企业较无风险资本参与的企业平均每年多24.2％的专利申请和25.3％的发明专利申请。但是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这一较好的研发表现，可能是由于风险投资发掘并投资于那些具有良好的创新潜力的企业(selection effect)所导致的，而不是因为风险投资的参与能促进企业创新，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treatment effect)。用倾向匹配方法来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基于倾向匹配得到的样本的分析，发现，即使在控制企业主要的财务特征的情况下，有风险投资参与的企业较无风险投资参与的企业仍然有更多的研发产出。所以认为有风险投资参与的企业有较好的研发表现并不完全是风险投资选择的结果。风险投资能提高企业的创新。　　也尝试对风险投资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进行一些解释。发现，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会更多的实行高管股权激励，更容易出现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的情况。所以认为，风险投资的参与能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从而减轻委托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带来的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是风险投资促进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渠道。同时也发现，国有风险投资和非国有风险投资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创新策略。国有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和非国有风投支持的公司虽然在专利的总申请量上差异不大，但是国有风投支持的公司更倾向于进行高质量的研发创新，他们有更多的发明专利申请;非国有风投支持的公司则更多的进行低质量的创新。中国政府成立国有风险投资的目的是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国有风险投资基于这一政策考量，更容易投资于难度大、周期较长的项目，对可能的研发失败也更加宽容(tolerance for failure)，所以他们孕育创新的能力会更强。也发现，风险资本的从业经验对其投资企业的研发创新有一个显著的正向影响。　　本文的最后一章是研究汇率的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外贸易是其企业获得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的一个重要途径。首先，贸易企业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直接购买，模仿国外的先进技术。其次，贸易企业一般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贸易企业为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更有动力去进行技术创新。但是对汇率冲击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这一问题目前还没有很好的研究。汇率冲击对企业创新有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本币的升值必然会导致出口企业的产品在国外市场变得更加昂贵，使得出口企业丧失可能原本拥有的价格优势，那么面对这一汇率冲击，企业的一个选择是通过研发创新来提高其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现有文献发现，本币的升值会导致出口企业出口强度的下降(Fung，Baggs and Beaulieu，2011)和利润率的下降(Liang and Yu，2014)，这可能负向影响企业的研发创新。据所知，目前还没有关于汇率变化和企业创新的实证研究。　　通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专利申请数据和汇率数据，得到一个包含73，758个贸易企业的样本。基于面板数据回归，发现，人民币的升值所导致的汇率冲击会对企业的研发创新有一个显著的负向作用，人民币对所有国家的货币升值10％，中国企业的专利申请数在汇率冲击的当年下降0.77％，在汇率冲击后的第一年下降0.40％，在第二年下降0.43％。OLS回归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困扰，因为汇率变化与企业的出口行为是相关的。最近的研究(Li，Ma and Xu，2015)发现，汇率变化对中国贸易企业的出口有一个中等强度的显著影响。面对汇率的变化，企业可以自主其选择其出口的市场。借鉴Topalova and Khandelwal(2011)的研究，以企业第一次进入外贸市场的销售情况构造了一个不变权重的指标来衡量企业所面临的汇率冲击。仍然发现人民币的升值会导致企业创新产出的减少，也就是人民币升值会抑制企业的研发创新。　　最后探讨导致人民币升值逆向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因为对外贸易一般以美元计价，所以人民币的升值，导致出口企业的利润率下降，这会导致其投入到研发创新的资金下降。另一方面，人民币的升值也导致企业出口强度的下降，根据Fung，Baggs and Beaulieu(2011)的研究，本币升值导致的出口密度的下降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个负向的影响，所以，认为，本币升值导致的出口密度下降也是导致贸易企业研发创新减少的原因。　　本文研究了三个关于中国企业创新的重要问题，作者希望本文的研究能为企业的公司治理和企业从事研发创新活动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同时，也为国家的证券市场政策，风险投资行业政策，汇率机制和对外贸易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