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学者对国家建立、实施出口管制制度并在出口管制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原因或动机一直争论不休。从经济法的角度来看,国家主要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对私人贸易出口进行管制,以维护本国的安全和竞争上的经济优势。在出口管制中,国家追求的安全利益与私人追求的贸易利益之间存在冲突,因而政府会针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策略以平衡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强化某些具有军事用途和战略意义物项的出口管制,同时放松某些偏向民用物项的出口管制成为各国出口管制制度的发展趋势。在出口管制的多边协调方面,国际社会先后签订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条约》和《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来控制核武器、生物武器及化学武器等杀伤性武器的使用和扩散。这些国际条约的缔约国有义务采取措施控制核武器、生物武器及化学武器等杀伤性武器等敏感物项及相关技术的出口。同时为弥补国际条约的不足,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出口管制多边协调的非正式机制。但成员方之间的安全利益差异与矛盾导致出口管制多边协调非正式机制存在成员国行为的非约束性、实体规则的模糊性以及管制目标与成员国范围的不相合性等不足,难以有效应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武器扩散所带来的挑战,因而需要改革出口管制多边协调的非正式机制。此外,作为国家贸易管制的一部分的出口管制措施还受WTO规则的约束。出口管制的区域性协调则以欧盟出口管制规则为典型。虽然作为“安全政策”的军品出口管制仍是欧盟成员国国内政策的一部分,但欧盟在军民两用品的出口管制上拥有很大权力,已经建立了有关军民两用品出口管制的共同体机制。迄今为止,主权国家仍然是出口管制的主要主体。但国家主权也是出口管制的双刃剑,许多国家往往以国家主权为理由拒绝加入出口管制的国际条约。一些“危险”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可能利用各国出口管制的差异性以及各国利益的差异性获取受控制的敏感物项。因而单一依靠主权国家并不能达到出口管制的目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也是出口管制的重要主体,没有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推动和参与,敏感物项等的出口管制将更难控制。但政府间国际组织面临着主权国家中心论困境的挑战,在其运作过程中还存在民主缺失等问题。这些均阻碍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出口管制中作用的发挥。因而出口管制全球治理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私人这个出口管制的新兴主体。我们不仅鼓励私人积极参与国内和国际出口管制规则的制定,从而使公共决策更趋于理性,帮助建立更加完善、健全的出口管制规则。同时要求企业加强自律,建立企业内部出口管制机制,积极发挥私人在出口管制实施中的作用。虽然不同国家出口管制机构的设置各有差异,但各国往往通过由多个政府部门组成的出口管制机构体系来负责实施出口管制措施。各国采取的出口管制措施主要有出口税、最低出口价格措施、出口配额措施和出口许可证措施四种。在出口管制措施的适用范围上,各国往往采用清单控制方法。物品管制清单设置则有以美国为代表的多清单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单一清单模式。但出口管制适用范围不仅仅限于管制清单,各国还通过“全面管制”原则以解决清单外物项的出口管制问题。中国出口管制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16条与GATT/WTO规则存在冲突,因而需要修改。此外,中国出口管制制度应向单一出口管制清单、单一出口许可证审批机构和统一出口许可证发放程序方面努力。各国立法明确规定违反出口管制制度的行为应受法律制裁,依法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这是保证出口管制制度有效运行的重要环节。各国出口管制机关往往根据出口商等市场主体违反出口管制规则行为严重程度的不同分别处以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没收非法财物、暂扣或吊销出口许可证等行政处罚。中国在出口管制行政责任追究上存在对同种出口管制违法行为的罚款数额不一致、同种出口管制违法行为的没收违法所得适用范围不一致等问题,应该采取措施加以协调。此外,在追究严重违反出口管制行为的刑事责任方面,各国通常会根据情节严重程度的不同,或单独适用罚金或监禁,或同时适用这两种主要刑罚。中国出口管制犯罪行为主要依照刑法关于走私罪、非法经营罪泄露国家秘密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加以处罚。但我国刑法走私犯罪规定存在结构体系混乱、条文之间存在冲突以及走私犯罪的刑事责任规定不完善等问题,因而需要重新确立走私犯罪类型,加大对走私单位的处罚,增加惩罚单位犯罪的刑种。针对我国泄露国家秘密罪存在的问题,我们应根据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不同对泄露国家秘密罪进行分类立法,同时应在区分故意与过失的基础上来配置轻重不同的法定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