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业已历经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尽管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和研究领域,但展现出深厚的理论和实践潜力。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兴起、发展与繁盛是在改革开放后经由发展与转型话语的逻辑主导、政策与制度建设的理论需求以及知识与学术传统的深层影响下出现的。回溯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进路后不难发现,一定技术语境、知识语境与社会语境的变化都会影响甚至决定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整体面貌,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出现不同特征。当前,在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全面爆发的时代,跨文化传播在中国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本文确立了如下两个目标。其一是总结并反思既已取得的研究著述,分析其与技术语境、知识语境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其二是重新规划和确立处于新历史位寻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关键问题、发展目标与新知识生产的具体路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发展和理论创新尽管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外界对此评价与其实质成就不甚相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未更新对跨文化传播理论与思想的认识,与其初入中国的状态一致,这与日益繁盛的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实践不相符合;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理论阐释力层面的羸弱。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正遭遇着这样一种悖论,作为思想资源的跨文化传播严重滞后于作为传播路径的跨文化传播,越来越少的研究者将研究重心放在对跨文化传播学基础理论与思想史资源的回溯,国际/跨文化传播能力提升与规划、国际话语权建设、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媒体走出去等实践趋向的研究成果却持续性内爆。在此形势下,对于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未来图景的研判便跃然纸上: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未来路在何方?有鉴于此,在将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过去四十余年里沉淀的思想、理论与学术著述审慎反思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以学术进路与理论变迁为视角,以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理论阐释力不足为主线,首先框定了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分期、理论分期及出现缘由,这是重新认识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整体结构的必要阶段,也是评估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得失的有效路径;其次本文提出中国需要何种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思考方向,尝试廓清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理论阐释力不足的缘由,这既是对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理论选择与理论阐释力的深度阐释,也是破解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理论阐释力羸弱的关键选择;最后,本文从价值序列与理论体系两个层面重塑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理论阐释力进行了论述,价值序列是观测理论建构与理论想象的逻辑基点,而体系化的理论建构与理论想象则是“理论之所以为理论”的逻辑支点。由此,理论建构、理论想象与理论的体系化不仅是祛魅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理论困境的有效选择,更是将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新知识生产诉求落到实处的关键做法。本文总共有六章,章节安排如下:绪论部分是对本文问题意识的集中概括。在这一部分,本文对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问题域”及其“提问方式”进行了回顾、梳理与反思。作为“问题”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具有某种方法论意义,一个问题即意味着—个结构,它不仅框定了研究的问题意识,也预设了研究者的认知思维,表明了研究者的学术关切,但同时也限定了研究者的作答方式;而“提问方式”则意味着对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以及对于问题解决路径的探索。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史”同样可以从“问题史”的视角予以重新理解。此外,本部分还对已有文献、研究方法、研究目标与研究创新进行了简要说明,这是本文的基础。第一章以阐释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兴起、发展与繁盛为主要线索,反思性地回顾了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分期和理论分期,以及中国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与实践得以兴起与繁盛中发展与转型话语、政策与制度建设以及知识与学术传统的多重影响。整体而言,这些经验、素材与历史的重新挖掘与再度阐释为重新认识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有重大意义。第二章对“中国跨文化传播学”证立与成型进行了论证和阐释。基于主体与语境的特殊性,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走向了契合自身特性的发展道路,这一方面表明跨文化传播学并非一种固定程式,而是体现出鲜明的地方性、区域性与国别性。“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的形成不在于对普适性、普遍性、一般性的西方理论和学说简单进行反拨,更不是照抄西方理论和学说,而是将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段的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实践进行抽象式、思辨式的理论处理,最终形成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话语体系。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经历了“从理论借鉴到理论的自主发展”“从传统理论到理论的现代化”“从工具主义到学术自觉”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过程也体现出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作为‘理想类型’”“彰显创新意识”与“担负历史使命”的三重价值意蕴。第三章检视了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阐释力。理论阐释力是辨识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主体性的重要维度,因而是整体上理解和认识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首要反思的问题图示。对于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理论阐释力羸弱的问题,既有研究从“研究范式的多元与主流”“理论体系的开放与封闭”与“研究方法的传统与现代”等维度进行了检讨,然而,对于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理论阐释力的逻辑起点、提升机制等探讨却尚付阙如。对此,提升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阐释力,应当“以中国为方法”,立足中国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经验、关注中国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问题,强化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注重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理论体系的完善,促进理其论的科学化。其后,本章对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价值序列中两项未竟命题（“传播能力的理论定位”与“传播能力的价值立场”）进行了简要思考。第四章反思了以“提升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能力”为代表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存在的主导价值序列。价值问题在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中表征了极其复杂的问题图示,我们需要价值的指引,以权衡在研究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症候与弊端。在实用主义哲学思潮、发展主义话语以及传播研究方法便利等要素的综合影响下,“提升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能力”成为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主导价值,且在中国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与实践中多有体现。然而,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能力主导价值的确立应当十足审慎,本章中论述的“能力迷思”地位的反思与“理论旅行”立场的坚持,就是重新确立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价值序列的一种尝试。代结语部分以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多学科性”为逻辑起点,以前文论及的“作为研究领域的跨文化传播”为价值基点,论述了“以中国为方法”与“领域化”转向的价值选择,为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体系化与主体性建构,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知识生产提供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