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证时限制度源于西方的证据失权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规定,长期以来一直实行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1日颁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举证时限制度才在我国被正式确认下来。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基础是程序安定理论、诚实信用原则及诉讼经济原则。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在现代民事司法改革运动的驱动下,完成了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向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转变,限期举证己基本取得共识,并成为普遍适用证据立法规则,各国的民事诉讼法或者民事诉讼规则均对此做了明文的规定。虽然,通过审判方式改革和司法实践的努力,举证时限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已经得以确立,而且逐渐发展完善。但是,综观我国目前有关举证时限的规定,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完善和不尽人意之处,主要有:一、与民事诉讼法的某些制度存在冲突;二、未确定既判力上的失权效力;三、条款规定的不明确、相互矛盾及重复;四、制度内容不完善。综观西方法治国家的证据失权制度,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存在,往往是以完备的审前准备程序为前提和保障,佐之完善的法官制度和律师制度。我国的《证据规定》在规定了举证时限制度的同时,却没有相应的制度加以保障。有鉴于此,文章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几点之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