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文言小说中,沈复的《浮生六记》以其优美的语言,真挚的感情,凄婉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林语堂先生。林先生曾经说他自己素好《浮生六记》,发愿译成英文。林语堂翻译的《浮生六记》英译本终于几经修改,于1935年面世,并在当时英国读者中流行一时,引起轰动。据说该译本最能显示出林语堂非同一般的翻译技巧。一直以来,国内外诸多学者对林语堂翻译的《浮生六记》英译本分别从文化差异、文化杂合、功能对等或后殖民理论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并着重分析了林语堂的翻译技巧和策略,得失优劣,文化特色之美等等。在林语堂的《浮生六记》英译本中充满了增译、删节甚至改写的翻译,这在传统翻译理论中被认为是“不忠实”的,可是该译作却在当时英国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是传统翻译理论无法解释的。然而Hans J.Vermeer的目的论却为解释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翻译的“目的论”认为:所有翻译要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由于译文预期达到的目的或功能不同,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翻译方法的不同。翻译不是纯语言的转换活动,它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因此,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现象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林语堂在翻译《浮生六记》时,采取了增、减、编、述、缩、并、改等策略。根据黄忠廉教授的定义,林语堂先生在英译本中采用了“变译”的翻译方法,这既符合英语的行文表达习惯,又在整体上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特点,达到了两者的满意结合。依据“目的法则”,通过分析从该译本中选出的例子,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为了实现特定的翻译目的,即“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林语堂成功地采用了变译的翻译手法,并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