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的是背景，我们只有背影儿　　 ——面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和世袭，“贫二代”如此感叹　　 近年来，媒体中关于“二代”现象的报道和评论很是热门，诸如“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权二代”、“民二代”、“拼二代”、“独二代”等称谓层出不穷。二代”现象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多的关注，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它反映了很多社会问题，折射出了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有限的社会资源被垄断造成的不公平现象，在人们心中埋下了仇富仇腐的种子。　　 无疑，“二代”现象被关注与事实上存在的社会现实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媒体的报道呈现也是“功不可没”。杭州“富二代”飙车撞死“拼二代”后，嚣张、冷漠、河北“官二代”撞死“贫二代”后高喊“我爸是李刚”，无奈的“穷二代”或者说“贫二代”，只能当“蚁族”，“蜗居”在城市的角落，以自杀或者挣扎的方式进行自己的生活，买不起房、结不起婚甚至生不起孩子。这一切都是媒体为我们呈现的“二代”现象。呈现本身就是一种建构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主观的因素。在媒体的呈现中，到底是如何建构“二代”现象的，媒体的报道设置了一个怎样的框架，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媒体这样报道，媒体的报道与事件的发展过程以及与受众对于二代现象的认知之间是否又发生着一定的互动关系，是如何互动的。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选择了“二代”现象中具有代表性的“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三个个案进行分析。　　 通过阅读大量对“富二代”的报道发现，负面报道为主，媒体为我们呈现了高调、为富不仁、令人担忧的“富二代”形象，“富二代”由一个中性词变成了贬义词。同时，笔者选取了为这一群体定性的“杭州飙车案”，通过对这一事件的深度剖析，笔者发现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首先对肇事者胡斌的同伴态度进行了渲染，随后又将关注的视角引向了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对比，无形中导致了鲜明的情感倾向。而在这件事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分叉点，即在交通部门公布车辆速度结果时出现了“欺实马”事件，在公开庭审过程中，出现了真假胡斌的大讨论。这两次转折，在媒体的报道中也有大量的呈现，这不得不说是新闻报道与受众的一种内在互动，而正是这种互动改变了事件发展的正常轨迹。　　 纵观媒体中大多数的“官二代”报道，多与腐败、特权有关。在社会关注的各种考试中会出现官员腐败的影子，在各地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的招聘中频现“萝卜招聘”，他们是拼爹游戏中的胜出者。“官二代”个案中选取了网友称为“官二代”最强音的“我爸是李刚事件”，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在尚未明确这句话的真实性甚至没有还原这句话的语境的情况下，肆意地将这句话放大、变形，同时双方当事人的身份也同样进行了鲜明的对比，进一步验证了媒体的报道存在一个固有的框架。同时，更深层次地探讨了新闻生产过程为新闻内容的呈现打下了烙印。在这件事上，消息来源、受众的反馈、互动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新闻的呈现形式。　　 媒体对“穷二代”的报道中，始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媒体呈现中的“穷二代”生活艰难，只能选择在大城市“蜗居”成为蚁族，由于社会资源的匮乏，在就业、结婚等问题上，始终处于劣势。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动，又发现这一渠道并不畅通。于是，有一部分的“穷二代”选择了自杀以寻求解脱。在报道框架的这一头，媒体选择了一种单一的同情基调。与对官二代、富二代的情感基调上遥相呼应，分别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倾向。　　 通过媒体呈现中的这三种“二代”形象的分析，大胆地得出媒体在报道中，设定了一个“爱憎分明”的框架。即表现出对“富二代”、“官二代”的戏谑、批判、憎恨以及对“穷二代”的同情、赞扬、惋惜。再加上网络媒体的转载、起哄，甚至添油加醋，每一次事件的发生，无疑都将这一话题推向高潮。　　 加上笔者一段时间的媒体工作经验，运用“新闻室观察研究”的方法，从新闻生产流程探讨媒体如此框限的原因。最后纵观事件发生的过程，笔者还发现，媒体对某一种“二代”形象的呈现与受众的反应和认知存在一种互动的过程。如在杭州飙车案中，受众对“七十码”和肇事者胡斌是否用替身的质疑，引导着媒体报道的方向。在这一系列事件报道后，给受众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富二代”“官二代”这样的中性词变成了贬义，导致这一群体本身呼吁为其正名；而“贫二代”成了人们同情、鼓励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