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的中外交往引发了装饰纹样的大变革,西方传来的忍冬纹为代表的植物纹饰替代了战汉以来传统的动物、仙境纹饰成为装饰的主流,尤其在佛窟、造像类佛教美术领域独占风骚。在时间和空间的视角下,佛教忍冬装饰的形制,以及背后隐含的社会文化驱动力值得探究。北齐响堂山石窟是忍冬纹达到成熟阶段的代表,独具研究意义。早期的也是最基本的忍冬纹以波形枝蔓为基本框架,侧面翻卷三出(或多出)叶片填充主体单元。本文首先对关于忍冬纹源流的诸多争议进行归纳整理,综合为源自莨苕纹、棕榈叶纹、荷叶纹、“生命树”崇拜四类说法。之后运用类型学研究法,排列对比了敦煌、云冈、龙门的忍冬纹造型,逐一论述了先后形成的凉州风格、平城风格与中原风格,总结出北朝佛教忍冬纹流传序列整体具有由简单到繁复,由粗拙到细腻,由质朴到华丽的特点,并对不同时期特征出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北凉敦煌忍冬装饰尚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以拙质简朴的三出叶瓣做连续往复;禅观思潮致使火焰纹盛行,从而导致“火焰忍冬纹”在云冈一期的迅速成熟,云冈二期迎来忍冬纹的首次繁盛,类型丰富、结构规整细腻的忍冬图像在云冈大放异彩,进而影响至同时期的敦煌、龙门等佛窟,波形、六边形、圆形等多种框架结构,注重经络的刻画,带禽鸟神人的复合型忍冬纹是为首见,是忍冬叶沦为辅助地位的开始,“圆形封闭式忍冬纹”更是为公元六世纪“莲荷忍冬纹”的形成打下基础;龙门石窟忍冬纹前期带有的云冈风貌逐渐过渡为南朝纤细、清秀的新风尚,最终实现忍冬装饰的本土化。北齐时期兴修的响堂山石窟是我省重要文化地标,本文在梳理北响堂第9窟(大佛洞)、第4窟(释迦洞)、第3窟(刻经洞)及南响堂诸窟兴凿历史的基础上,对遍布其间的忍冬纹进行了解读。响堂山石窟忍冬纹出现于佛光、龛柱、基座、窟门等部位,所呈现的是一种异于北魏佛窟装饰的断层式的新风格,新的忍冬纹从线条、结构、造型与元素等诸多方面,均呈现一种格外流畅、饱满、明丽、考究的姿态,彰显出发展至成熟阶段的无与伦比的魅力。响堂山忍冬纹一以贯之的是繁复华丽的皇室风范,以化佛、摩尼珠、荷叶、莲花、菡萏等图像的大量运用为特点。这些造型特征的变化与元素糅合的创新,是在中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大环境下,受印度笈多艺术传播、政权阶级反汉近胡、南朝士族阶级消亡、民间净土信仰流行等社会文化因素综合影响下完成的。本文在类型学对比排列的基础上,运用图像学方法,着重分析了背后的社会文化对纹饰元素与风格所产生的影响。佛光中融合化佛、并蒂莲、荷叶等的复合型忍冬纹发端于北魏,光大于北齐,且受从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印度笈多艺术的影响。北齐邺城地区净土信仰与华严思想的流行,促使莲荷图案的极大盛行,各式“莲荷忍冬纹”爆炸式出现,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双层结构忍冬纹是其发展过程中吸取中原传统的汉代卷云纹造型风格而产生的一种新样式,东魏晚期至北齐早期,是其由单层向双层过渡的时间节点。以忍冬、莲花、荷叶、摩尼珠竖向延伸叠加的“束状忍冬纹”是南朝纤细柔长的装饰风格的影响。“三壁三龛式”的佛窟形制,推进基座忍冬纹的表达。响堂山石窟带有隋唐卷草纹雏形意义的忍冬造型,对开启隋唐植物纹样多元化发展有积极意义。城市需要带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景观,而构图均衡,造型美观的传统纹饰是不可被现代设计抛弃的具有民族文化的装饰艺术体系。当前传统纹饰在现代景观的应用,常常为“躯壳式”照搬的简单复制,往往得到一个神形不聚、表里不一的景观空间。本文在对北朝时期忍冬纹发展序列进行探讨,特别是对我省响堂山石窟忍冬纹的文化内涵进行重点解读的基础上,以忍冬纹为灵感来源,对其进行提炼、变形、拆分、重组,利用现代材料与手法赋予其新的价值,将传统文化图案基因植入现代景观设计中,最终完成一项城市滨水景观空间的设计。设计案例中试图寻找传统纹饰与现代景观结合的方式手段,为现代景观空间的地域性、文化性设计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