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国人口转移的主要趋势,举家外出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数量逐年增加,在城市居住生活的消费金融缺口不断扩大。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农业转移人口”概念,通过在户籍、医疗、养老、住房和教育等多个领域深化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取得诸多成果。但由于缺乏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金融支持政策,供给领先型的消费金融创新不足,这一群体的生活性消费资金缺口仍然难以获得满足;学界对农业转移人口消费金融问题的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基于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在供求相对割裂的消费金融市场中,功能性供给与新常态现状之间的结构化矛盾并未获得足够重视。因此,研究的总目标是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从消费金融需求和消费金融供给两个角度构建农业转移人口消费金融结构;以苏皖两省的调查数据考察消费结构与消费金融需求结构,并指出消费金融需求结构与供给渠道之间的对应关系;从消费金融供给可得性的角度考察各渠道下农业转移人口消费金融现状、问题和趋势,指出造成两代农业转移人口融资难的差异化影响因素;从融资资本传承的角度考察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的调节机制,为制定长远、有效、可持续的农业转移人口金融政策提供理论参考。全文共分9个章节,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研究内容一:农业转移人口消费结构和消费金融需求结构以苏皖两省农业转移人口为对象展开调查,按消费目的划分其家庭消费结构并与农民工家庭和城市人口家庭对比,从非融资性和融资性两个方面考察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金融需求结构,指出消费结构与消费金融需求结构之间的关联。调查结果显示,农业转移人口消费兼具过渡性和补偿性,并存在根据不同消费目的选择融资渠道的消费金融需求结构。就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资金分配而言,消费占年收入的比例远高于储蓄;除消费和储蓄外的主要收入用途是寄回农村家庭,这也是男性农业转移人口储蓄率低于女性的主要原因。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年消费总额是农民工家庭的2.16倍,是城市人口家庭的1.29倍;家庭消费结构与农民工和城市人口家庭均不相同,表现出一定的过渡性和补偿性。农业转移人口的非融资性消费金融需求不高,金融服务使用中的社会身份歧视较少;而农业转移人口的融资性消费金融需求则较高,各类消费均有一定数量的曾经借款比例,居住、医疗、教育和交通的当前融资需求也较高。调查指出,农业转移人口会针对不同消费结构所引致的消费金融需求选择不同的融资渠道,因此满足农业转移人口不同消费金融需求的核心是促进这一群体获得不同融资渠道下的金融功能,形成更为多元的消费金融市场环境。研究内容二:农业转移人口民间借入可得性和借出意愿性影响因素分析以苏皖两省农业转移人口为对象展开调查,构建二元P ro bi t模型从个人统计特征、借贷关系特征、借贷款项特征和借贷行为特征等四个方面考察两代农业转移人口民间借入可得性与借出意愿性的影响因素及差异,揭示其民间金融内卷化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调查结果显示,农业转移人口民间借贷存在内卷化的收敛机制,提升了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民间借贷的非价格门槛,而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价格和非价格门槛均在提升。就农业转移人口民间借贷行为而言,研究指出在当前人口转移(流入)速率大于市民化(流出)速率的宏观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延续了传统农村民间借贷的社交网络局限性和群体内部的金融地位相对固定性,从而形成内部民间借贷精细化、复杂化的收敛趋势,研究称之为“金融内卷化”;对农业转移人口民间借贷及影响因素分析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同工关系对借款可得性的负向影响以及异性关系、担保条件对借款可得性的正向影响均表明这种民间金融内卷化的成本上升主要表现在非价格门槛方面,借款利率对老一代民间借贷可得性的影响不大,但对新生代的影响较为显著。通过对比农业转移人口民间资金借入可得性和借出意愿性,研究证实借款方不同的借款方式也会影响到出借方的决策机制,硬信息对称性更好的情况下,出借方的决策机制会相应宽松,这使得民间借贷兼具灵活性和危险性。研究内容三:银行消费信用贷款发放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以苏皖两省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信贷员为对象设计田野实验,构建多元有序Logit选择模型从客观信用评级、主观强信息指标、主观弱信息指标(社会信息和金融信息)等三个方面考察影响不同客观信用评级申请人获得消费信贷的因素及差异,揭示银行消费信贷对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身份的歧视。调查结果显示,银行消费信贷存在由信贷员初审造成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身份歧视和基于强弱识别信息的不同决策机制。就农业转移人口银行消费信贷而言,研究分析了消费信贷的客观审核指标,指出其制度上的非歧视性;但不具备审贷资格的信贷员却在事实上具备了驳回农业转移人口消费信贷申请和下调信贷申请额度的权力,从而使对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身份的主观识别成为影响其消费信贷获取的重要方面。对信贷员决策行为的田野实验证实了当前和曾经的农业人口身份均负向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信贷申请,信贷员造成的银行消费金融放贷歧视确实存在。通过对识别农业转移人口信息的强弱性进行划分,研究证实了对客观申请条件较好的农业转移人口申请人而言,强信息造成的信贷额度下调较弱信息更为严重,且强信息挤出了弱信息的影响作用,基于强弱信息指标的不同决策机制确实存在,且对中高客观信用评级的农业转移人口影响较大。但与涉农背景的负向影响相反,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成员拥有农地承包权对消费信贷的申请有正向作用。研究内容四:农业转移人口使用新型金融渠道的影响因素分析以苏皖两省农业转移人口家庭为对象展开调查,通过描述统计方式考察P2P的使用现状和不使用原因,构建二元Logit模型从个人、金融、流动、消费和社交等五个方面考察转移行为和消费行为对两代农业转移人口获取网络消费信用的影响作用及差异,证实这一创新渠道的有效性。调查结果显示,农业转移人口使用P2P融资大多以企业资金周转为目的,网络信用支付受户籍和地域的影响较小,受网络消费行为的影响较大。作为一种新型消费金融渠道,农业转移人口能够使用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并不多,主要包括P2P融资和网络信用支付。就P2P融资而言,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的使用比例极小,以企业资金周转为主要目的,金额在20万以内,期限在1年以内;而不使用P2P融资的主要原因是了解程度低、社会评价低和对个人信息不尊重。就网络信用支付而言,农业转移人口使用网络信用支付工具比例却不高,远低于对信用卡的使用,具有不同户口形式和人口结构的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在网络信用支付工具的使用上具有显著差异;超过半数在电商平台购物的农业转移人口家庭能够获得网络消费信用,转移行为并不会影响授信,而授信的主要依据是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行为数据,其中购物频率的影响作用最大,出于刺激消费的目的,对老一代和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授信机制存在差别。研究内容五:农业转移人口融资资本的代际传承分析以苏皖两省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为对象展开调查,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等三个方面考察父代融资资本对子代金融市民化程度的影响作用,并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不同金融市民化程度下融资资本的影响程度变动。调查结果显示,父代的融资资本会传承给子代并影响其金融市民化程度,随着金融市民化程度的提升,融资资本的影响作用结构会发生变化。农业转移人口的金融需求具有阶段性,金融市民化的持久性、有序性和互惠性势必成为未来较长发展期的新常态。研究调查了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从父代传承的融资资本,结果显示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认知的父代社会融入程度与老一代农民工的自我认知非常接近,但指标结构并不相同。同时,研究证实了融资资本确实在代际间传承并影响金融市民化程度:就经济资本而言,收入正向影响金融市民化程度,居住条件的影响不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则有负向影响;就社会资本而言,父代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归属感均正向影响子代;就文化资本而言,教育环境和宗教信仰的转变均正向影响金融市民化程度,乡土联结对男性子代有正向影响。随着金融市民化程度的提升,家庭非正式教育的作用增强,学校非正式教育的作用减弱;收入和乡土联结的作用减弱,企业社会责任认知的负向作用先升后降。基于全文结论,研究提出6条政策建议:第一,建立农业转移人口监测调查体系,引导农业人口分散转移流向;第二,扩大居住证配套服务,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全方位金融支持;第三,规范农业转移人口民间借贷市场,拓宽借贷信息匹配渠道;第四,引导金融机构设立农业转移人口消费金融专项资金;第五,鼓励电商平台在线上和线下商家铺设消费信用网点;第六,保障经济资本流动性,重视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