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会现代化变迁始于土地市场化和农业生产类型的变化,园艺改革作为英国乡村适应现代化的一种方式,在社会大转型的初期,保住了乡村共同体的形态,使得乡村没有被现代性过分地撕裂,这是英国的现代化经验,也是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可以借鉴的部分。然而在中国,是国家而非市场作为去传统化的力量长期支配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直至改革开放后,园艺改革的乡村现代化构想才在中国成为现实。本文以闽东畲族村落溪塔为主要田野点,探讨一个少数民族村落围绕园艺改革所发生的社会文化变迁,以及乡村现代化的出路问题。这个村子从上世纪80年代后就开始了园艺转型,农民收入成倍增加。然而,三十年间,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劳动、技术和市场的发育,使得制约园艺发展的因素越来越复杂。水果价格不涨反降,农药成本逐年增加,劳动力变贵,物价上涨,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家庭园艺走向了衰落。园艺改革的兴起和衰落看似是一个经济问题,背后却蕴含着复杂的社会因素和精神机制,本文没有局限于对溪塔农民经济生活的一般描述,而是通过经济生活回答劳动观念、经济心态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宗族组织和社区关系。我们看到宗族组织复合性功能的消解,乡村生活在神圣和世俗领域的分离,以及家庭独立性和私人个体性的增长。所幸,求富裕并没有成为当地人压倒一切的生活目标,乡村共同体并没有因为个体的崛起而全盘瓦解,而是以另外的方式重组。溪塔农民在收入和发展问题上的困境,部分来自生态和市场的波动,部分直接指向小农经济的局限,有限的耕种土地、分散的家庭经营和患得患失的小农心态使得任何改革都举步维艰。本文认为,乡村现代化应该以人为本位,而不是以村庄和产业为本位,将土地承包出去,集中经营,农民收入来源于地租和劳动工资,以雇佣劳动转嫁自然和市场风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可能才是破解困境的出路所在。从国家政治、地方社会及个体心态的连锁体系中回答乡村发展“何以如此”,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论述为传统性或现代性的后果,是本文的全部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