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通过对《中国青年报》1993年(-)2003年十年间危机事件报道的考察，探讨了我国媒体对危机事件的议程设置。本研究认为，在SARS风暴之后，学界开始系统地引进危机传播、危机管理这些源自西方社会语境的话语体系，开始关注危机事件、关注危机报道。而就是在此时，有必要首先梳理一下我国媒体在这近十年来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转型中的相关危机报道，这些危机报道成型在社会转型期这一复杂语境中，勾勒出危机传播中属于我国媒体特有的真实媒介地图。　　研究发现:(1)对中青报十年的危机议题类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它的危机议题类型中，自然灾害型为绝大多数，而涉及转型期中社会敏感问题的危机报道则篇数较少。有些危机是在媒体中可见的，有些则“隐没”在媒体的框选中，造成媒介现实与受众现实的差异;(2)在对中青报十年的危机议题设置的分析中，研究者发现政府对危机报道中媒体的议程设置居主导性控制地位:在消息来源上它以新华社通稿的方式直接控制着媒体，在危机报道发布的时间上控制媒体，因为这种控制力的存在，媒体无法发挥其在危机传播中各个阶段的作用，从而无法实现政府、媒体、受众三方的良性互动;(3)媒体依然存在自己建构危机议程的空间。以中青报为例，通过相关的定性分析发现它使用一系列“游击”策略:例如它可以用延迟的方式在危机总结时以言论的方式报道出危机事件的原因与关键性细节、在叙事框架上在遵守政府总议程的情况下，积极“自我表述”，使用隐形框架。　　研究者认为，这些暗示着我国的危机传播完全不同于西方危机传播得以展开的历史情景与话语环境。鉴于这种情况，在我国学界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危机传播的话语时也许首先得顾及这样的现实基础。此外，从现有研究结果看，媒体危机报道的空间有多大，往往取决于报社与特定议程设置人的勇气、智慧甚至是与控制力量博弈、周旋的能力与技巧。为了让危机信息流向受众，报社和记者个人往往要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与牺牲，并且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他们局促而艰难的实践一方面代表着媒体从业者的敬业以及他们渴望取得尊重、认同甚至其“历史价值”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暗示甚至吁求着我国政府与媒体在危机传播中必定要形成某种良性的互动:政府既把媒体当作对社会进行信息的控制之门，也把媒体作为与公众及时沟通的桥梁。当然，这需要制度的完善与法律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