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是亚洲乃至世界腐败治理比较成功的案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两地贪污盛行,腐败成风,曾一度破坏政府部门的正常运行,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经济发展疲乏动力不足,政治文化日趋衰败,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积聚,社会动荡不安,面对这一现象,新加坡和香港地区都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并逐渐减少腐败发生的机会,最后实现了从严重腐败到高度廉洁的转变,并成功保持了高度清廉的水平。两地虽同处儒家文化圈,但不同的历史和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两地腐败治理的措施并不相同,因此对两地的腐败治理进行比较研究以丰富关于腐败治理的相关理论,并对我国腐败治理方面有所助益。本文的主要内容集中于探讨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关于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制度建设方面,详细分析了制度方面两地反贪污机构、预防机制以及监督机制等方面的异同;在文化建设方面,分析了两地的反腐败理念和果敢的领导层在反腐败中所起的作用,通过上述方面的分析,得出它们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并希望借此能够对我国的腐败治理有所启示。腐败问题不是亚洲国家特有的,也不是儒家文化能够单独衍生出来的。横向来看它是一种全球性的普遍现象,几乎每个国家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腐败现象;纵向来看,古往今来,历朝历代也存在腐败现象。总体来看,当社会处于转型期或动荡期时,更容易滋生腐败现象。作为处于改革深水区的我国,借鉴别国反贪经验,结合本土实际情况进行腐败治理,才是进行腐败研究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