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以来,1930年代的中国国内外危机日益严峻。这使得知识分子们对中国应当如何应对危机,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等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其中,1933年福建事变引发的民主与独裁论争广为研究者们所熟知。在对论争相关史实界定的基础上,关于这次论争的革命义考察还得从论争的导火索——福建事变说起。福建事变根本否定了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党国体制,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政治革命。我们认为福建事变作为这次“民主与独裁”论争的导火索,最重要的是促使知识分子们思考革命的必要性,并衍生出如何处理不同革命间关系的问题。由此,对民主与独裁论争中革命义的考察就有其必要性。大体而言,以蒋廷黻为代表的独裁论者对政治革命抱有强烈的期待,期望在中国以政治革命的方式实现由朝代国家到民族国家的革命性转变。在他们对政治革命的理解中,北伐革命为中国所描绘的蓝图,成为他们革命思想重要的源泉。在这一蓝图的感召下,知识分子们对革命的呼应突出地表现在独裁论者对革命民权和革命阶段论的论述当中。革命民权是孙中山晚期对三民主义诠释中重要的一面,它所强调的不是天赋人权而是民权的革命性。知识分子们在拷问国家不能统一的敌人时,表现出的就是这一革命民权的心理。民主与独裁论争发生期间正是国民党革命建国的训政时期。知识分子们也由对训政现实的认知,提出了革命阶段论,并以此为独裁政治辩护。这和《建国大纲》中的革命建国程序的提法遥相呼应。通过武力统一、革命民权以及阶段式革命的论述,知识分子们为中国应对国内外危机梳理出了一条政治革命的坦途。与独裁论者对政治革命的热情不同,以胡适为代表的民主论者们在辛亥革命以来的革命洪流中,陷于社会大解放的迷思,推崇思想革命。他们反对专制、独裁所内涵的人治权威,期望实现对传统政治思想的革命,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奠定法理和正义的基础。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们对革命的激情,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和现实的成就感,也促使他们对传统政治抱着决绝的态度。在对民主政治的理解上,他们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制度的同时,也结合世界政治思潮的变迁,关注于民主政治“社会化”的趋势。这一方面是由于1910年代以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流风所及,民主论者们对民主政治理论充满自信,认为建立在公意基础上,制度先行、程序优先的民主政治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新的开端,是对旧观念的革命。在此,新文化对旧文化的扬弃不仅标榜成一种科学的认知,更陶铸成一种革命的情绪。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对民主政治的反省,尤其是论争当中钱端升对世界政治潮流出现转折的论断,又迫使他们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建构一个连续的脉络。由此,民主论者努力地提出了民主政治“社会化”的观点。但在现实的对照下,这一连续性脉络的建构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民主论者的努力,适足以表现出他们思想革命的坚定。值得注意的是,民主论者们除了强调民主政治具有价值优先的正当性以外,又对民主政治在政权推广、政治参与上的作用倍加重视。论争中所展示出来的这一思考是他们此前言论中鲜少涉及的;在思想革命发展脉络中,这也正是论争革命义的新意所在。对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论争中革命义的考察,再结合对此前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革命接受历史的回望,我们了解到革命是如何一步步地逼近国人思想观念的深处,是如何形成一种意识形态式的社会思潮。另一方面,民主与独裁论争中论者们虽然分享着相同的“革命”情怀,却因不同的“革命”取向,在政治制度的抉择上发生了针锋相对的矛盾。这表明在1930年代,革命浪潮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同时,这场论争以“一个共同政治信仰”而结束。这又展示出1930年代革命思潮的另外一面。革命本是一种极端行为,不能容忍妥协。以吴景超、陈之迈和张熙若为代表的论争者们却抛开革命的原则性,将焦点聚集于现实政治,让论争者们对各自的革命诉求保持克制和隐忍,并依据各自的审视角度致力于政治“技术”上的工作。这一观点迅速为论争双方所认同。由此,这场论争在妥协之中走向结束。也正是这种妥协,使得知识分子们的革命情绪出现降温甚至中落的现象,并引发部分知识分子的担忧。与此相对,共产主义革命在另外一部分知识分子思想中却潜滋暗长,两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认为,伴随这一革命消长而来的,是中国革命话语权的转移。这进而为中国革命的后续发展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