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晚生代”创作正值文化世俗化的大潮时期,不可避免地带有世俗化特点。其特点,非西方宗教意义上的“世俗化”,而具有“本土化”特点,在纵向上表现“晚生代”文学从“先锋性”走向媚俗的演变历程,在横向上则指当下晚生代创作的美学特征。在现当代小说发展史上,“世俗化”是个被遮蔽的概念,一直受到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文艺政策的误读。由此,从王朔、王安忆、贾平凹等个人性的抗争,到“新写实主义小说”和“人文精神”大讨论等整体性的反叛,文学为冲破世俗化的屏障做出了种种努力。在创作观念上,晚生代创作的世俗化表现为:一是对传统“真实性”的重新理解;二是注重摹写“现在”,关注那些没有了历史和精神关联的日常生活的“瞬间”;三是文学身份的生活化,文学和生活相互越界,使文学身份失去了艺术的独立性与自足性。这三个方面为晚生代小说的世俗化书写作了理论铺垫。对于当下的都市生活,晚生代采用“日常叙事”。他们重视笼罩在自然观念之下的处于常态的日常生活,特别是进入商业化时代各种欲望化的生存景观;在叙事中,往往采取“零度叙事”,拒绝携带历史赋予的连续关系和意识形态的附加意义,将叙述者的主观评价功能降低到最低限度。“日常叙事”在9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言说权力,体现了当下的文化语境对文学的历史性规划和文学自身的诉求。在“日常叙事”中,晚生代小说着重表现了物化的都市和欲望化的都市。在物化的都市中,晚生代写了消尽了自然因素与传统文化因素只留下具有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都市,在将其“空间化”的书写中表现了都市与人的复杂关系;在对都市欲望化的书写中,晚生代充分表现了都市对人的欲望的解禁,却往往将人的丰富复杂的欲望锁定于对“金钱”和“性”的欲望上。对都市的物化书写和欲望化书写相互补充,也相互对抗。在主题模式(即人与都市的关系)上,晚生代主要塑造了两类模式:“寻找”模式和“游走”模式。在“寻找”模式中,一类形象是都市“掘金者”,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与占有成为其最大的人生梦想,但其结果往往以失败告终;另一类形象是“自我”寻找者,面对异己性的都市,主人公要么积极地通过寻找“他者”来寻找自我,要么消极地通过变态的方式来修复自我,但结果都事与愿违。在“游走”模式中,一类形象是行为主义似的游走,在毫无意义和目的的存在主义行为中体现了一种享乐主义生存观;另一类游走形象是肉体欲望中的性漂泊者,精神和意义的出场,使性还原为纯粹的性本身,并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重新铺设人际关系(特别是两性关系)的急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