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环境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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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股利政策作为公司金融研究的经典课题之一,也是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最终仍未解答的研究难题,被称为“股利之谜”。我国的资本市场产生于特殊的制度和历史背景之下,这也使得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研究更是“迷上加迷”。我国的资本市场设立之初是为了国有企业“脱困”,上市公司长期以来“重融资轻回报”,长达十几年不进行分红的“铁公鸡”公司比比皆是。这些都使得我国资本市场成为充满投机氛围的“圈钱市”。为扭转上市公司分红异象、改善市场投机氛围,中国证监会曾多次下文,以“引导”和“半强制”等政策要求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总体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规模有了一定的提升,但与发达经济体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主要发达经济体进行现金分红的公司占到50%以上,分红的比例更是超过净利润的75%,而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现金分红的不足20%,分红比例也只有净利润的30%左右。国内外研究表明,股利政策不仅受到公司规模、盈余能力等公司财务因素以及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特征等公司治理因素的影响,公司外部的制度环境也会对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产生影响。而法律环境作为现代经济社会的核心,是企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制度基石,其能够有效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代理成本,因此其必将对企业的微观决策行为—现金股利政策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自LLSV(2000)率先将股利代理理论与股东权益法律保护相结合后,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了从“法与金融”的视角研究公司财务决策的风潮。但总体来说,当前学术界对法律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一方面,这类研究大都集中在分析立法等法律制度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而忽略法律执行效率、法律意识以及法律中介组织发展等“软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一些研究即使考虑了法律环境的影响作用,但多是从中小投资者保护的视角进行分析,忽略了法律环境对债权人保护的重要意义,而这在以银行贷款等债务融资为主的中国市场上是不可回避的。正是基于此,本文旨在研究法律环境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通过参照以往的文献,将现金股利政策分为股利支付倾向和股利支付水平两个维度,具体分析了法律环境对现金股利政策不同维度的影响,并从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两个路径分析了法律环境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考虑到我国特殊的产权背景,进一步分析了上述影响机制在不同产权性质下的差异性,并针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分别从非国有股东治理和债务融资方式的角度研究了这种差异性带来的影响。经过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法律环境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间呈正相关关系,即使经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旧成立。这说明法律环境水平较高的上市公司,其进行现金股利支付的倾向和水平均比较高。本文进一步借助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法律环境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发现法律环境的提升作用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代理成本两条路径实现的。具体而言,较高法律环境水平有助于提升债权人保护和契约执行效率,进而优化了上市公司融资环境、缓解其普遍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同时,法律环境水平的提升保护了中小投资者利益,缓和了上市公司代理冲突、降低了代理成本,进而提升了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和倾向。第二,针对中国特殊的经济和制度背景,法律环境对于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必然会产生显著的差异性。为此,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在不同产权制度下法律环境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不同影响,并探究这种影响作用机制的异同。研究表明,法律环境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均显著,说明法律环境对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都有提升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提升效果作用机制在不同性质的上市公司中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具体而言:在国有企业中,法律环境对现金股利支付的提升作用是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的路径实现的,而融资约束缓解结果并不明显;在民营企业中,法律环境对现金股利支付的提升作用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的路径实现的,而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代理成本降低结果并不明显。第三,由于法律环境在国有企业中主要通过保护中小投资者、降低代理成本的路径提升了现金股利支付,本文则进一步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出发,研究了非国有股东治理(中小投资者)对国有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以及法律环境对非国有股东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有效地降低国有企业内部的代理成本,进而提升国有企业现金股利支付的倾向和水平;而法律环境的提升能够显著地提高民营资本对国有企业的参与度,同时也增强了非国有股东对国有企业的治理和监督效率。第四,由于法律环境在民营企业中主要通过保护债权人利益、缓解融资约束的路径提升了现金股利支付,本文则进一步考察了不同债务融资方式下法律环境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变化,结果表明在私人债务融资模式下,上市公司倾向于减少现金股利支付,而在公开债务融资模式下,上市公司倾向于增加现金股利支付并且提升现金股利政策的平稳性。同时,在私人债务融资模式下法律环境的提升能够有效地增加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出,而在公开债务融资模式下法律环境的提升会降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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