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前20年,白话新诗的先驱们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充满论争的不平坦道路——其社会功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其价值系统在不断的矛盾与斗争中也得到初建。白话新诗诞生之初,白话文的倡导者们大部分都有留学欧美的背景,所依持的理论不外乎是西方的意象主义、象征主义等。所以白话新诗一诞生,就有着别于古典诗歌的“理论先行”的特点。事实上,在与文言文的斗争中,白话新诗担当了白话文战胜文言文的先锋,成为了文学革命语言革新的“工具”。在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一干人的努力下,白话新诗冲破格律诗的牢笼,并很快取得了胜利。但由于其“工具性”的作用,白话文首要的职责是战胜并取代文言文,于是在与以文言文为载体的格律诗的围攻与反围攻过程中,白话新诗的倡导者不惜与古典诗歌割裂,以牺牲诗歌的“诗性”,来使白话文取得正统地位。而这些,使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着某种先天不足,其“非诗化”倾向也就不可避免了。白话新诗在站稳脚跟的同时,其“诗”受到严重损伤,“非诗话”倾向严重,新诗甚至面临“中衰”的窘境。一些诗人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起而行之,站在“诗”的角度,从表现手法、外在形式等方面,不断矫正新诗发展方向,使白话新诗从“白话”走向“诗”,并最终找到了一条既能接续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又富有鲜明现代气息的诗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