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通过资产配置和财富管理实现资产保值、增值显得尤为重要。在传统的资产组合理论中,投资者应该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财富水平等条件,对风险资产进行多样化的投资,从而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实际上,研究发现投资者对股票等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远低于理论上的最优比例,即形成股市的“有限参与”现象,而股市的“有限参与”现象在中国显得更为突出。长期以来,国内家庭在资产配置上更倾向于选择低风险的银行储蓄,而参与股票等风险资产的居民比例相对较低。一方面,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够成熟,价值投资并没有成为投资理念的主流,风险证券的投资品种也相对较少,家庭居民的金融可得性相对较低。另一方面,除了国内金融市场不完善的原因以外,国内国外的文化差异也是造成家庭股市参与率偏低的重要原因。文化因素对个体的世界观、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而宗教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康霖（2014）^[1]认为一个地区金融事业的发展程度受金融意识的影响,而金融意识不仅与社会制度的变化有关系,也与该地区的文化、宗教因素相关,即文化、宗教会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金融意识的变化。首先,本文使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的数据,将受调查的样本分为“有宗教信仰的投资者”和“无宗教信仰的投资者”两类,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城乡差别、收入等变量的基础上,考察宗教因素对家庭“是否参与风险证券投资”的影响,发现宗教因素对投资者参与风险证券的投资有显著性影响。接着,考虑到不同宗教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不同,故本文将有宗教信仰的投资者按照宗教类别进行分类,考察不同宗教类别与家庭资产选择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信仰佛教、道教等本土宗教的居民有更大的可能去参与风险证券的投资。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其参与风险证券投资的意愿更低。而对于信仰基督教的居民,其宗教信仰对资产选择的影响相对较小。更进一步,本文研究了宗教信仰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途径。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宗教信仰可能从社会互动、创业精神和生活态度三个方面影响家庭的资产选择行为。本文通过实证分析,从上述三个方面研究了宗教信仰影响家庭资产选择的三条路径,并最终绘制出作用机制的路径图。最后,考虑到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与宗教有相似之处,在某种程度上,儒家也被称为儒教。有鉴于此,本文将儒家与宗教等同看待,研究了在家庭资产选择的问题上,儒家文化的信仰者与非儒家文化的信仰者是否存在显著差别。实证结果表明,偏好儒家文化的居民,更显著倾向于参与风险证券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