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高的人情消费会挤出村民家庭其他正常消费,压缩其消费空间,降低农村消费市场需求,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农村政策的动员和执行有赖于村干部的素质特征与能力,并且国家也愈加重视村干部的学历背景和教育培训。村干部知识化对村民人情消费会产生何种影响,同时在我国农村区域差异下,村干部知识化对村民人情消费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以及宗族网络在村干部知识化与村民人情消费中是否存在调节作用,这些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本文基于对村干部构成特征、村民人情消费与宗族网络的统计分析,明晰人情消费现状和问题,并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2016年与2018年三期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村干部知识化对村民人情消费的影响,并进行了区域异质性分析、机制检验、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分析。最后探讨了宗族网络在村干部知识化对村民人情消费中的调节作用。从研究结论来看,第一,村干部初中、高中或中专学历最多,大专与本科及以上占比不断增加,村干部知识化趋势明显。同时我国农村地区人情消费呈上涨趋势,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在样本期间人情消费上涨了38.29%。村民人情消费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第二,与村支书相比,村主任知识化对村民人情消费的作用更加明显。村主任知识化可以通过积极发挥示范作用与建立村庄规范来降低村民家庭人情消费占比。第三,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村干部知识化对村民人情消费的负向影响仅在沿海农村地区显著,而内陆农村地区尚未产生作用。第四,宗族网络存在会削弱村干部知识化对村民人情消费的作用,且宗族网络规模越大,宗族多样性越少,宗族网络的削弱作用越大。宗族网络的调节作用也仅在沿海农村地区存在。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注重村干部队伍学历建设,通过引进高素质人才到基层工作或在村干部选拔上注重学历背景的考察。第二,村干部队伍选拔要在适应村干部知识化趋势的情况下,契合当地的发展需求。第三,可以借助农村特殊的“熟人社会”网络进行情感式政策动员。第四,综合利用村庄规范来约束村民行为。第五,处理好村干部队伍与宗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