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开始,女权主义就在欧洲开始慢慢发展起来。而寻求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也是当时女权主义者的主要任务。而在20世纪60年代,西欧的女权主义则开始逐步向后女权主义进行转变。原先的女权主义受到当时各种新型哲学理论的影响,而这些理论也开始帮助后女权主义者更加深刻地分析自我,分析女性世界的特点,同时这样的进程也随着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改变而不断的进化。于是女性形象,女性独特的思想开始凸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女性开始由简单的暴力反抗和极端主义开始向比较冷静,客观的角度转变,开始从自身来考虑问题,从而进行深刻的思考,并且承认他者差异,她们也不再试图在由男性特征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构建自身。同时开始认同写作是双性同体的,当然也强调女性更为擅长。在此期间也出现大量的具有独特理论的后女权主义者。这些后女权主义者的理论广泛的影响着我国的女性主义作家。后女权主义者艾莱娜·西克苏(Helene·Cixous)的观点是,西方哲学话语已将女性建构成二元对立体系中一种语言差异的产物。而后女权主义者朱利亚·克莉丝蒂娃(Julia·Kristeva)更可以说是其中的翘楚,她有关后女权主义的理论有很多,如符号学理论以符号和象征的区别替代了拉康的想象和象征的区别——颠覆并且超越着象征语言法号系统。对父权制的男女二元对立有着颠覆性的意义,但是她关于后女权主义最为突出的理论则是有关女性身体的卑下与恐惧,她认为女性的自卑来源于她们所谓的身体的低下。而本论文就是利用后女权主义的一些理论来分析我国女性作家陈染的创作,尤其是利用朱利亚·克莉丝蒂娃的理论点来分析陈染作品《嘴唇里的阳光》中的有关自卑的特殊情结。在陈染的这部作品集中,有许多关于女性对于自身的自卑和由于自卑而产生的对于自己身体以及生命恐惧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