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执行是由公力救济占绝对主导地位。德法和英美国家已经有对民事执行的私力救济的明确规定或已形成私力救济体系,允许私力救济进入民事执行当中,但同时也制定相应规范进行必要限制。目前,私力救济尚未得到我国法律的认可,仅存在于民间私自行为活动当中。在我国法院执行力量有限,“执行难”问题突出的情况下,2016年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首席大法官周强院长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宣告我国进入向“执行难”问题“开战”的阶段。因此,在民事执行中引入私力救济,充分利用其专业性、积极性、灵活性的特点,作为公力救济的补充,是提升民事执行效果的有效方法。各地法院在过往民事执行中,已经尝试性的引入“悬赏执行”、“调查令”、“财产询价”等授权私力救济新型模式,一定程度上利用社会力量来提高执行效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因目前我国还未从法律层面上认可私力救济,也因私力救济无法合理把握限度而突破道德和法律底线,对民事执行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学术界,对于私力救济是否应当被引入到民事执行当中,是否会产生“判决买卖”、黑社会势力渗透等问题也存在较大争议。因此,对民事执行的私力救济,应当通过立法加以明确,让私力救济活动有法可依;构建私力救济体系,完善私力救济配套机制,与公力救济结合形成民事执行有机整体;对私力救济必要限制,使其能够在法律框架内实施行为,预防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