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秩序同法律的关系是法学理论中的重要论题，它既是秩序与法律这一传统论题的具化，更是对这一论题的拓展和延伸。实际上，伴随着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趋势愈益显著，经济系统业已获得其独立的运行逻辑，它不但不再简单附属于社会系统，反而越来越多地规定和左右社会系统的实际运行状态。因此，经济秩序同法律的关系越发有必要从重新理解经济秩序本身获得全面理解。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问题其实也是一个秩序转型问题，经济秩序同法律的关系同样是这个重大议题中的一项重要子议题，对其历史及当代的经验分析将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前提。这也引发了本文对如下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经济秩序同法律的关系如何？中国的经济秩序经历了怎样的时序形态并且是如何被法律表达的？此种经历为当下中国的转型设定了怎样的初始条件和问题导向，以及隐含了怎样的出路？　　本文的第一章是对第一个问题的问答。通过对哈耶克、马克思、波兰尼相关理论的分析，拣选其中有益的理论资源，并总结其遗留问题。据此发现了之于经济秩序而言具有构成意义的那些关键要素——同时也是经济秩序同法律之间的联结项：经济秩序的权力基础、价值基础以及组织原则。一种经济秩序的内在机理以及它表现出来的外在形态是由经济秩序的具体结构决定和生成的，从宏观类型上看，经济秩序的形态大体可以分为附属型经济秩序、自主型经济秩序和超越型经济秩序（结构）。所谓“经济秩序（形态）的法律表达”即是法律对于经济秩序的权力基础、价值基础和组织原则的内在构造以及相互关系的制度化总结、确认、引导和期待。这蕴含了经济秩序（形态）同法律之间双重关系：法律既被动承受来自于经济秩序（形态）内部的客观情势，又因为内含了能够检讨和规范这些客观情势的功能而有机会积极地塑造经济秩序（形态）。“中国经济秩序的形态及其法律表达”意味着将这一理论框架带入到更具体的经验情境当中，以权力基础、价值基础和组织原则为线索，以结构分析为重心，对于传统附属型经济秩序、现代附属型经济秩序及面向自主型经济秩序的当代进程进行具体分析。　　第二章至第五章是对二、三问题的回答。第二章是对中国传统附属型经济秩序及其法律表达的分析，是对前现代中国经验的检验。这种秩序是一种内敛保守的秩序形态，其内在结构的总体安排始终是以维护君权统治的政治目的为导向的。该秩序形态的权力基础是以君权代表的国家权力为核心形成的，君权位于权力金字塔顶端，并且有能力对其他权力主体予以统合，形成较为稳定的一体化结构。价值基础同权力基础相适应，主要服务于以安定性为核心的君权统治，它将朴素的伦理观念整合进这个统治目的当中，从而完成了整个秩序的正当性（合法性）辩护。组织原则根植于政治需求导向的权力基础和价值基础之中，他组织原则有着广泛的运用，它通常需要用以限制经济活动的自主性及其可能带来的不可控、不可预见因素。以此为基础，法律之于整个经济秩序的意义主要在于确认和落实强权意志，并以某种易于为人接受的价值体系为等级森严的食利链条辩护。就形式而言，法律主要表现为刑事法律以及各类带有行政性功能的皇帝命令、行政部门则例；就内容而言，法律主要呈现为压制性的管制制度。当然，即使是极具压迫剥削性质的等级制也要面对如何维系社会共同体的问题，因而秩序问题必定包含规范性命题，亦即一定程度的“善治”问题或统治正当性问题。就此而言，法律又不可能仅仅关乎“强力”，而必须在顺应强权逻辑的同时对被动承受强权的主体有所关照（不论是出于诚意还是出于策略），对某些被确信值得接受的普遍义理有所伸张。然而，在给定的秩序结构内，这些善意总归是附带性的，秩序的正当性（合法性）也始终捆绑着工具性意图；意欲彻底改换面貌与精髓，必定要重塑经济秩序的内在结构，进而完成整个经济秩序形态的转型。　　第三章是对现代附属型经济秩序及其法律表达的分析，是对计划时代中国经验的检验。现代附属型经济秩序同传统形态一样保守地对待“利欲”，但是它又能够更主动地面向“现代经济”，内含了某种带有“超越性”的志趣，并且形成了更为强势、更具系统性的导控能力。这一秩序形态以超强的国家力量为基础，国家权力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了一种有利于自我巩固和扩张的权力格局，并由此消解了诸项社会权力，以及现代经济中由社会权力延伸出的那种无主体的强制力。在价值基础方面，马克思主义描绘了新价值体系的基础色调，但“理想的社会主义”是以发达资本主义为其物质前提的，因此实现快速积累和在复杂国际局势中安身立命的诉求使得价值体系的基础色调上不得不吸收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在组织原则方面，由于国家权力有着显著优势，价值基础中又包含着诸多“人为建构”的需求和成分，全面实施他组织原则已是不言而喻，它意味着秩序中的人为安排不再是一种的局部调整，而须代之以全局性的谋划设计。在这种结构下，法律开始代言平民意志，表达平民共识——张扬集体和公平的价值取向，同时作为一种治理技艺，它构造了一套完整的人为控制系统（包括人为的激励机制和信息传导机制），从而辅助中国的经济秩序完成了形态的转化，并获得了更强的正当性。但与此同时，维系这种正当性的难度和挑战也加剧了，它面临国家意志由于权力的过度集中而同平民意志断裂开来的危机，面临“权宜”考虑侵犯普遍共识的危机，也面临人造系统的僵化、低效乃至彻底失灵的危机。　　第四章是对自主型经济秩序及其法律表达的分析，是对西欧现代化进程与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经验的检验。英国和西欧主要国家从附属型的经济秩序转向自主型的经济秩序都起步于权力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即旧贵族没落和工商新贵的兴起，它引发了统治关系的重大变革和法律所代言的意志的转化。与之同步进行的是价值体系的更新，工具理性支撑起新经济秩序的价值基础，财产权、利己主义及其延伸出的自由市场理想在新法律蓝图中得到了充分地言说，并且构成了法律价值的核心成分。经济秩序的剧烈变迁也延展出经济秩序在组织原则上的新趋势，自组织原则强势崛起，成为新秩序的基础性组织原则，他组织原则成为一种辅助性原则，而日益复杂的经济秩序及其运行机制愈益突显出更新治理技艺的需求，而借助法律实施的经济秩序治理也越来越需要对两种原则进行合理调配和系统性整合。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启动了新一轮的大变革，它首先源于统治者对于价值基础的全面反思，它改变了法律对于效率和个体权利及法治的偏见，改变了对于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的狭隘理解。权力基础同样实现了重大调整，权力过度集中的格局逐渐转向了权力分散化，权益的分配也从国家中心主义转向多元分享。组织原则的重构以吸纳自组织原则为重心，旨在实现两种组织原则在新框架下的融合，用以确立和保障自治体系的法律制度和意在实现特殊目的的法律制度同步发展，经济秩序治理的合理化越发重要，并且越发成为一个关乎全局的专门性技艺问题。对比地审视，中西现代转型的差异恰恰蕴含于旧体系的权力基础、价值基础及组织原则为转型所设定的初始条件和问题导向上。　　第五章是对当下中国经济秩序和经济法治进程的检验。经由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的一系列改革，中国的经济秩序逐渐褪去了严格的政治依附性，并且在总体上获得了自主性特征。但在这一过程中，新秩序所面临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它实际上是新旧权力基础和价值基础在承继与更迭上的犹疑、冲突，同时也是更新后的组织原则在适用过程中同既有制度环境和现实需求相际遇交叠后衍生出的异化。在权力基础问题上，国家权力逐渐从一些领域中退出，并且通过经济性、行政性分权缓释其经济职权的僵化问题，但是一种良性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互动局面并未完整实现，国家权力并没有中立地调整着政府同社会主体之间（尤其是同商业精英之间）的关系，也未能有效节制社会权力内部的不和谐。在价值基础问题上，旧体制中的社会主义规范成分尚未能同新价值实现有机结合，反而为公权力的滥用提供了便利，并且在社会权力的异化面前甘于谦抑保守。这两方面的异化问题在法律上集中反映为权益分配的失衡和“丛林规则”的生成。在组织原则问题上，新秩序需要实现自组织原则和他组织原则的有机融合，实现自治体系和外部干预的协调，但中国的实践情况并不理想，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成为法治化的巨大障碍，它集中反映为自主性的异化扩张所带来的治理难题和外部干预的扩张所引发的自治危机。这种困境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对旧秩序所设定的初始条件和问题导向的忽视、背离或搁置。因此，实现一定意义上的超越也必须回到这些初始条件和问题导向上，从权力基础、价值基础和组织原则的内在协调的角度来谋划和展望理想秩序。　　在结论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梳理、总结：经济秩序以及用以表达经济秩序的法律既不是单纯的权力意志的产物，亦不是一系列价值理念、美好期待的堆砌，同样也不纯然是某些功能性社会机制的外化。实际上，无论是经济秩序，还是表达经济秩序的法律都是种种事实性因素与规范性因素交汇融合的结果，亦即是权力基础、价值基础和组织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经济秩序形态转换及其法律表达方式的转换始终围绕权力基础—价值基础—组织原则的变动展开。此间的历史进程设定了中国当下的经济秩序转向和法治进程的初始条件和问题导向，因此当下的转型问题不能理解为斩断历史基础上的现代化，而只能是在历史所设定的初始条件和问题导向基础上的现代化，否则，我们可能仅仅是搁置、回避了问题，甚或是以一种新偏见代替曾经的旧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