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1958-），华裔旅美作家。迄今为止，她创作了 24 部长篇小说，14部短篇小说集与若干散文随笔与剧本等文学作品。作为一名女性作家，严歌苓在创作中一直致力于为女性发声，而小说在其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相对于其他体裁的作品，严歌苓在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女性人物形象，揭示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边缘地位，推动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更好地发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因此，本论文以严歌苓的小说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小说中的女性声音表达机制，挖掘其背后的女性主义意识，探讨严歌苓以正常社会秩序下的正常表述传达女性声音，以合理中的非合理现象引起社会反思的写作理念，以求为学界更好地理解严歌苓乃至整个女性主义文学，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资料。论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正文分为三章：
　　绪论首先梳理了严歌苓小说的研究现状，发现研究中的空白，寻找更为契合的理论，以作出更切合作品实际的分析，对作品的内涵进行更深入的挖掘。为女性发声是严歌苓小说的核心特质。但是，因为严歌苓是一个隐性的女性主义表达者，她所发出的女性声音深藏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蕴含于宏大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息存中，以至于常常被研究者所忽略。所以本论文专注于研究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声音，以期为文本的女性研究资料作出补充。作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创始人之一，苏珊·兰瑟提出的女性声音理论，与严歌苓小说中女性声音的表达机制恰相对应。因此，本论文借用苏珊·兰瑟的理论，将严歌苓小说中的叙述声音分为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与集体型叙述声音。严歌苓在不同的小说作品中，根据主题表达和人物塑造的不同需要，分别选择了这三种不同叙述声音来实现女性话语的构建和女性声音的传达。
　　第一章分析严歌苓小说中的作者型叙述声音。作者型叙述声音是严歌苓小说中使用最多的叙述声音，也是最容易赢得作者话语权威的叙述声音。作为一名隐性的女性主义表达者，严歌苓经常采取“中性的”作者型叙述声音遮掩自己的女性身份，在首先获得作者话语权威的前提下，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为女性发声。严歌苓小说中的作者型叙述声音又可以分为公开的和隐蔽的两种类型。首先，在《?性的草地》、《陆犯焉识》等作品中，严歌苓采用公开的作者型叙述声音，以中性的、故事外的异故事叙述者身份直接进行叙事干预，关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与受述者直接对话，展示隐含作者的伦理倾向与态度，以直接的作者权威批判男权社会对女性创作或女性发展的压抑。同时，以跨性别写作的方式展现两性认知差异，以男性权威的部分消解获得话语权威。其次，在《第九个寡妇》、《花儿与少年》等作品中，严歌苓则采用隐蔽的作者型叙述声音，结合自身的生活阅历与真实的生活体验，以含蓄的叙述者客观真实地展现常态社会中女性的第二性生命常态，表达当下父权制主流社会中的看似合理实则非合理的现象，以真实而不畸形的女性声音赢得虚构的真实，获得为女性发声的话语写作权威。
　　第二章研究严歌苓小说中的个人型叙述声音。与作者型叙述声音相比，严歌苓小说中采取个人型叙述声音的作品并不多，只有《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人寰》、《无出路咖啡馆》等数篇。个人型叙述声音不能直接获得作者的话语权威，但由于这种声音通常直接来自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特别是女性主人公，往往可以视为女性声音的直接表达，在表现女性主义的情感和意识方面有着其他叙述声音无法比拟的优势。这类作品通常有如下特点：首先，严歌苓以女性主体私语的公开化表达，个体精神世界的自我剖析向公众叙述女性意识，表达女性主体的社会声音；其次，严歌苓与伍尔夫意识流写作相契合的跨越时空的写作方式，是以女性写作显性表达女性在社会规约中形成的分散性思维，展现女性特色认知方式；最后严歌苓文本中的女性独立主体声音表达的背后体现了当下的女性主义意识，即严歌苓以文本创作展现中国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与发展，如主体独立意识，性爱意识与政治意识等，希望唤醒每个女性主体自我潜意识的自觉解放，推动社会对女性主义观念的正常认知。
　　第三章探讨严歌苓小说中的集体型叙述声音。集体型叙述是指这样一种叙述行为，在其叙述过程中某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被赋予叙事权威；这种叙事权威可以通过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也可以通过某个获得群体明显授权的个人声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兰瑟将集体型叙述声音分为三种类型：某叙述者代某群体发言的“单言”形式，复数主语“我们”叙述的“共言”形式与群体中的个人轮流发言的“轮言”形式。严歌苓的作品《芳华》中萧穗子的“单言”，代表了文工团中的“我们”发出的集体型叙述声音，以反讽的方式突出了处于边缘地位的何小曼的善良和伟大；《扶桑》中复数主语的“我们”作为“第五代移民”以“共言”的方式对第一代移民扶桑的故事进行了叙述，通过一个女性个人的遭际折射出几代华人的命运；《白蛇》中官方和民间各种不同版本对孙丽坤的故事的叙述，则以“轮言”的形式相互补充，显示了整个社会对于同性恋群体的压抑和不理解。这些文本的共同特点，是对于某些边缘女性（如英雄女兵，移民女性，烟花女性及同性恋群体）的关照。这类作品中的集体型声音，有时作为女性声音的直接呈现（如《扶桑》），为边缘女性发声，引导读者更加理解和宽容女性边缘群体；有时则作为整个社会环境中对女性声音的打压，以反讽的方式更加强烈地突出边缘女性群体的不易，也更为强烈地发出了边缘女性的声音。
　　结语部分对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声音进行总结，指出严歌苓不同于其他女性主义作家的两个特点：一是严歌苓在对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描写中发出女性的声音，而不是通过一些畸形的人物形象和怪异的事件；二是严歌苓的小说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生活底蕴，而不是脱离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理论演绎。严歌苓以常态化的书写传达女性的声音，其文本创作以小见大，表达了女性主义意识意味着女性个体潜意识的自觉解放，彰显了女性主义对于促进人类观念解放、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