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大潮中起起伏伏,包括夹杂其中的新历史主义,对其处于一种盲目试探的状态,进入90年代后,中国当代学界(包括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两个层面)逐步进入反思与创新的阶段,对新历史主义展开一系列本土化实践。文化诗学与新历史小说便是两个不容忽视的新历史主义本土化实践的成果。针对以往新历史主义对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研究欠缺系统性,总括性,本文将以新历史主义为基本线索,对新历史主义影响下的文化诗学与新历史小说创作溯源追踪。经过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译介、引用,其“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在中国理论界得到延伸与超越,促成了中国文化诗学理论的构建,形成以童庆炳和蒋述卓为核心的两个研究群体,主张文学的创作者和接受者带有回归历史语境,放大性别、身份、权力、种族等社会标识,恢复被主流文化遮蔽的声音,丰富了中国文论,为其他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研究树立了典型。文学创作方面,苏童、莫言、格非、叶兆言等人完成了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的延异走向新历史小说,瓦解了革命宏大叙事,开拓了历史题材创作的新思路。尽管新历史主义对当代文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历史文学”的批评和实践提供一个参照与新思路,但其本身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含混的自我定性及其对逸闻主义的过分推崇,使得历史真相迷失在碎片化记忆中,无从把握。综上所述,本文在梳理新历史主义本身的源流发展的基础上,具体考察了该理论是如何被中国理论界及其新历史小说创作群体所接受,解答其跨语境适用性,最终评价该理论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