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述之与瞿秋白都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都是国民革命时期卓越的思想者与领导者。国民革命时期，彭述之与瞿秋白以《向导》为阵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中国国民革命的具体问题，坚持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和国际性质；认为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国家和封建军阀、官僚买办、地主阶级势力；提出国民革命的最终前途是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行向社会主义；充分论证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何以是无产阶级，不同程度地论述了无产阶级如何实现领导权的问题；赞成用革命的手段进行武装斗争，对北伐问题进行过深层次的思考；从理论上分析了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包括资产阶级）结成联合战线的重要性，并就如何建立联合战线问题进行了相当的分析；指出国民革命的胜利必须发动与依靠农民的力量。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论述与阐释为国民革命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彭述之与瞿秋白的国民革命思想又各具特色，各有一定的缺陷与不足。主要体现在，彭述之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国民革命实际，瞿秋白则坚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机会主义持批判态度；彭述之的思想中不乏机会主义的观点与错误，如主张“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顽固坚持“革命三步骤理论”和“永续革命”等，瞿秋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有“一次革命论”的错误；彭与瞿都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划分到民族资产阶级阵营中，看成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忽略了他们的本质属性；他们的主张更多的是一种理论而缺乏具体的实践。导致彭述之与瞿秋白国民革命思想异同的因素，除了各自人生经历、问题意识不同之外，还有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因素的作用。彭述之与瞿秋白的国民革命思想都有值得肯定和借鉴之处，不仅对当时的革命政局起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而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探索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其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