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浪漫主义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组成部分,美国哥特小说研究理应引起高度重视。虽然美国哥特文学的诞生晚于英国数十年,但自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以华盛顿·欧文,埃德加·爱伦·坡,纳萨内尔·霍桑和赫尔曼·梅尔维尔等为代表的经典美国作家创作出大量哥特式(或具有一定哥特文学元素)的叙事作品,构成了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章。他们不仅被视为讲述神秘、恐怖及荒诞故事的怪才,同时也是美国文学、文化传统的源流之一,亦被认为是塑造了“美国性”(Americanness)的重要基础。对于哥特小说这一文类来说,城堡、密室、荒原、森林等空间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同时也是叙事与构成意义的核心所在。根据列斐伏尔的观点,空间并非是抽象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社会生产的产物或复杂的社会建构,最终又会对社会实践及社会认知产生影响。因此,文学中的空间叙事,便不仅仅起到背景交代及铺陈叙述的作用,而是能够从中发掘出文学活动与社会生产机制间的复杂联系。就美国历史而言,特别是其19世纪上半叶至内战前,这一段被史学家称为“大转变”的特殊社会时期在经济发展、社会关系、文化模式、信仰体系、国家形态等各方面均产生了一系列变化、矛盾与问题,而这些亦深刻影响了美国哥特式小说的主题与叙事模式。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区分了“哥特小说”与“哥特式小说”的概念,前者指文学史严格意义上的英国哥特小说,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已经消亡;后者则泛指受到欧洲哥特小说传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哥特元素或哥特主题的小说,并能够结合其他类型小说的特点,达到更为丰富的表现范围与更强烈的叙事效果。荒原与古堡这一对哥特小说最典型的空间叙事为欧文、霍桑和坡等作家所沿袭,但在此基础上,他们结合美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和发挥。对于美国哥特式小说而言,“荒野”的地位相比于英国哥特小说大大提升,扮演了更加复杂的叙事功能;既是对殖民地时期拓荒探险经验的真实再现,也将荒野作为与城市及城市所代表的文明、法律与虚伪的对立面予以书写。对于欧文来说,荒野和古堡是美国建国历史的遗忘机制的空间表征;对爱伦·坡与霍桑而言,荒野和古堡则被视作心理空间的外化,投射出这一时期人们普遍的焦虑心态。城市和乡村虽然在传统哥特小说中并不占主要地位,但在美国作家笔下,近代资本主义所规划和组织起来的城市以其远超中世纪城市的复杂性与对传统伦理及社会规范的冲击性,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古堡在哥特小说中的叙事功能,成为这一时期最具表现力的空间叙事,甚至催生了侦探小说这一新的文类;另一方面,乡村作为城市的对立面,在日益加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差距下日渐沦为城市的附庸,这引发了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身份认同障碍与主体危机。爱伦·坡的侦探小说、霍桑的《我的亲戚,莫利纳少校》等作品,均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社会问题。美国文学中一直存在着反工业化、崇尚田园牧歌的浪漫化怀旧倾向,试图建设所谓“中间景观社会”,而这种怀旧的传统与美国19世纪的激进主义思潮和宗教狂热裹挟在一起,从而诞生了《七个尖角阁的老宅》和《福谷传奇》等杰作,既完成了对工业化与商业社会的批判,亦构成了美国社会重要的乌托邦想象。霍桑试图通过一种封闭式的自给自足抵御资本主义对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的冲击,进而改造人性。但是,它既想通过隔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抵御现代生活对人性的侵蚀,又试图以封闭和低效的中世纪生产模式来维持现代人的需要,其结果必然失败。海洋在传统上并非典型的哥特式空间叙事,但在爱伦·坡的《亚瑟·高登·皮姆》和梅尔维尔的《白鲸记》中,海洋的辽阔、神秘与危险,航船的复杂、机械化与国家隐喻,都带有哥特式的雄浑与神秘之美,并且与作家本人的死亡冲动、种族意识与帝国想象之间产生了互动关系。相比于荒野,海洋的非理性与极致性导致它成为无文明甚至无语言的绝对空间,而主人公向着海洋深处的逃遁,则意味着对文明彻底弃绝的态度——由此,海洋作为哥特空间展现出美国19世纪发展的黑暗面向,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