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于2004年6月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组织成为公约缔约国,针对《公约》提出制定非遗清单编制的要求,我国制定了非遗名录制度,并最终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名录制度和名录体系的运行成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环节,也成为社会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窗口。但在该制度的实践过程中却出现不少问题,如许多不符合非遗概念界定的文化项目被登录成为非遗名录制度中的一员,这就为名录制度和名录体系的长期实施埋下了隐患。本研究以农民画为例,探讨不符合非遗概念界定的文化项目,是如何通过自我阐释增加自身作为非遗的合理性,最终成为非遗代表性项目;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原有的非遗名录制度存在哪些不规范之处,给予这些文化项目成为非遗的操作空间;最终为制度设计者提供来自社会实践的反馈,为基层非遗名录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增益思考。本研究运用参与观察、个人访谈等方法对农民画的流行地区进行实地田野调查,并结合文献法和案例法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通过对农民画概况、历史沿袭的梳理,了解农民画移植、发展的关联性;重点对农民画的自我阐释,即成为非遗的合理性进行分析;最后落实到非遗名录制度的规范性探讨,为非遗名录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本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首先交代研究缘起,并对研究意义进行说明,即以农民画为例,展开对非遗名录制度实践规范性的反思,为非遗名录制度建设研究提供一个实证案例;其次对不同层级的非遗名录制度和农民画研究现状分四部分进行梳理;最后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及方法。第二部分着重说明名录制度的理念与地方实践。首先探讨国家和地方不同层面非遗名录制度实践的理念,继而探讨省级和市级非遗名录制度的实践情况。在理念与实践的对比中,厘清不同层级非遗名录制度的实施情况,探究其中存在的可操作空间。第三部分探讨了农民画的申遗过程。首先介绍了农民画的时代背景与发展情况,继而探讨不完全符合非遗概念界定的农民画通过在地化移植与合理性填补两种途径拓展了自身作为非遗的合理性,使自己获得非遗名录的“入场券”,成为非遗名录的一员。第四部分首先通过对照X市农民画申遗的申报书与非遗名录制度的标准,指明非遗名录制度在地方实践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其次分析针对这些不规范情况作出的处理所给予文化项目在申遗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得出非遗名录制度在文化项目申遗过程中的偏差空间。第五部分结合非遗名录制度实践情况与制度现状,就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相应的对策,即建立非遗价值评估体系和完善非遗名录制度退出机制,从而为完善非遗名录制度地方实践规范性提供一个参考意见。结语对本论文进行梳理和总结,最终对非遗名录制度的实践重返《公约》非遗名录清单的理念、对非遗名录制度的制定标准进行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