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描述翻译学和后现代学派的蓬勃发展，翻译伦理被推到了翻译研究的边缘。在这种形式下，“回归翻译伦理”的呼声日渐高涨，翻译伦理研究被重新置于研究者的视野中。目前，翻译伦理研究主要聚焦对四个翻译伦理模式的探讨。这四个模式最初由切斯特曼提出，包括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以及基于规范的伦理。　　 然而，现行的研究缺乏系统的视角。翻译伦理研究需要在一个更为系统的理论框架中找到自己的研究焦点。而构建这样的研究体系的第一步就是充分理解和清晰定义翻译活动中涉及的伦理，理清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些伦理主要包括:译者伦理（译者的个人伦理和职业伦理）、职业守则（切斯特曼提出的承诺伦理即是一例）以及四个翻译伦理模式。本文的理论基础就是按照以上思路展开的。本文的首要任务是以翻译伦理为主线，试图构建一个理论框架，探究翻译活动中翻译伦理模式的选择。　　 翻译活动四要素（即源语文本、目标语文本、译者与他者）是整个理论框架的四大支柱。而通过梳理翻译活动中涉及的伦理，可以理清理论框架中的各种关系，理解框架中的内涵。总的说来，译者伦理与职业守则同属框架的主观范畴，源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则属于框架的客观范畴。在翻译过程中，它们相互影响，并一起作用于翻译伦理模式的选择。这个作用力由四要素发出，通过三个“译者相关伦理”以及文本的限定对四个翻译伦理模式进行操纵。　　 随后，在理论框架建设的基础上，本文以葛浩文翻译的《红高粱》为个案，试图对理论框架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个案研究按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对译者葛浩文、译者伦理、职业守则的讨论;二、介绍源语文本及目标语文本;三、分析各个要素及其伦理在翻译伦理模式选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框架构建阶段，本文主要运用了探索性研究的方法，首先阐明四要素的特征及其关系，以便更好地理解翻译中涉及的各种伦理，在此过程中还运用了质性研究方法。本文还使用了翻译伦理相关理论，并梳理了个人伦理和职业伦理等概念，以期更好地理解译者这一角色。彻斯特曼总结的四个翻译伦理模式代表着翻译标准及策略，也是本文的理论基石。最后，文章将以《红高粱》的译本为研究个案，个案研究将运用文本分析及比较法。　　 本研究主要包含两个启示。第一，翻译活动四要素都会在翻译伦理的选择中起作用。第二，译者作为翻译过程的主体，在翻译伦理的选择上起了决定作用。同时，作为翻译网络中的一员，译者并不是为所欲为的。相反，译者的翻译行为受到他者群体以及译文与源文文本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