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反腐败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随着《刑法修正案(九)》及《贪污贿赂司法解释》的出台,立法上不断加大对行贿罪的惩治力度。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行贿罪的处罚偏轻,量刑整体呈现出一种轻刑的趋势。腐败的原因复杂多样,强调片面对行贿罪在立法上加重刑罚处罚,这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现阶段应立足行贿与受贿的犯罪本质以及当前司法现状,找准贿赂犯罪的打击重心,理性看待“行贿与受贿并重处罚”的立法思路。行贿罪的量刑问题是刑法理论争论较多而且没有定论的难题,相对于现有研究,本文创新点在于通过对比《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后,立法对行贿罪规定的动向,以及实际司法裁判对行贿罪的惩治态度,对于现在许多人主张的“行贿与受贿并重处罚”观点,提出反驳。同时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对优化行贿罪量刑提出建议,如法定刑的准确适用、特别从宽制度的适用时间、适用情节等。受贿罪的刑罚应重于行贿罪,这一立场与限制权力的反腐基本方向也是一致的,贿赂犯罪中受贿者应该承担更大的刑事责任。在我国现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贯彻实施背景之下,对行贿罪与受贿罪的惩治可以是轻重有别。特别是在当前国家对惩治行贿犯罪进行修法及政策的转向之下,以及伴随认罪认罚制度的全面推进,行贿罪刑罚的司法实践新问题、新动向等,都离不开实证的分析下理性发现。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法、文献归纳法等方法,从三个部分对我国行贿罪量刑问题进行探讨研究,第一部分是对当前我国行贿罪立法与司法现状的概述,分析当前行贿罪相关法律规定,通过实证调查来分析当前司法实践现状,进而分析得出当前行贿罪尽管立法从严,但司法宽宥。第二部分指出行贿罪量刑问题的争议并进行分析。针对行贿罪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不协调的问题,指出现阶段的探讨主要在行贿与受贿并重处罚和行贿从宽处罚之间,与此同时,对行贿与受贿并重处罚进行反驳。第三部分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优化行贿罪量刑。扩大基本法定刑的适用范围以及协调行贿罪特别从宽与自首、立功等制度的关系,结合认罪认罚特别从宽制度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对行贿罪量刑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