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转轨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正在逐渐成长为具有高度分散决策权和独立经济利益的重要经济主体。分税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的依赖，这样更容易让地方政府陷入资金困境。随着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政府在加快基础经济建设、调整经济结构和促进产业结构化升级方面，虽然可以运用多种融资方式，但由于缺乏规范而有效的立法监督，地方政府很容易非理性过度投资，从而明里暗里举债，导致显性和隐性债务负担日益严重。地方政府财政窘迫，债务风险越来越突出，这会产生很多负面影响。既然这些问题在现实中已经难以避免，我们应该以正确平和的心态来公开面对，在予以规范疏导的同时，要加强管理控制。为了更有力有效的防范风险和杜绝风险隐患，我们应该首先从风险的源头——财政预算软约束这一问题来入手研究。　　预算软约束的控制，需要规范地方政府预算、合理控制地方政府投资性支出、正确处理政府的超额非理性扩张，这些也是要解决当前大规模债务问题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四川省21个地市州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软约束和约束调整成功率影响因素，利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描述性统计联合计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省内不同地市州财政预算软约束发生状况和预算调整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传导机制。　　本文首先查阅相关文献并总结出财政预算软约束的定义和内在含义，并定性分析它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数据是1992年到2013年四川省21个地市州的面板数据，文章借鉴了BFI指数的计算方法，构建了四川省21个地市州的财政预算软约束指数，并选取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各个地市州的制度环境和政府扩张投资情况的量化数据，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包括财政分权、增长激励和信息监督的量化指标，并对这些合成指标的计算过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在全省宏观视角下对四川省债务规模和债务结构以及财政收支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后，发现四川省人均财政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先缓慢下降再逐年上升，呈“U”型图像，而人均财政支出却连年攀升。其次，本文就制度环境变量指标和地方政府扩张投资这两个不同的指标对全省21个地市州进行单指标面板数据聚类分析，由此发现，这21个地市州的制度环境水平虽然大体上是在持续提升，但是各个地市州之间的质量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从时间维度来看，这些地市州之间的制度环境水平仍处于拉大的趋势。　　再次，为了避免伪回归的现象发生，在建立计量经济模型之前，我们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三种检验方法发现财政预算软约束指数、制度变量（包含政府与市场关系）、地方政府投资扩张、财政支出扩张指数、财政收入扩张指数、财政分权、增长激励和信息监督这些都是平稳序列。同时，Pedroni和Kao协整检验发现，这些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地市州的财政预算软约束进行原因分析和实证探讨，进行面板Probit模型的参数估计、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实证分析发现上一期的非国有经济发展状况对当期的财政预算软约束会产生较大影响，财政收入扩张指数、财政支出扩张指数和增长激励指数对财政预算软约束的影响都不显著，但信息监督指数对财政预算软约束指数的影响却不容忽视。最后，讨论在制度环境得到改善、地方政府扩张投资规模得到合理控制、信息监督机制完善的情况下，财政预算软约束现象如何得到有效纠正和治理，并实证分析这其中的传导机制和传导过程。　　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对重新审视和强化财政预算约束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我们认为，可以从构建良好制度环境、约束政府扩张投资和完善信息监督机制这三个方面给出一定的政策建议。　　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比，本文在以下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和创新:(1)本文在借鉴和重点参考全国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的BFI(BlanchardFiscal Impulse Index)指数基本思路，将其与四川省的实际财政收支和经济情况相结合，对四川省21个地市州的财政预算软约束状况和影响因素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2)本文借鉴樊纲，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市场化指数的计算原理，首次构建四川省21个地市州市场化指数，并把它作为衡量地区制度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最后，在既有文献的面板probit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单指标面板数据聚类分析模型，探讨数据在时间维度上的动态变化，并对各个地市州进行分组讨论研究，有望为区域经济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但由于四川省21个地市州的相关财政经济数据缺失较多，一些地区（例如巴中、眉山等）在1999年才独立划分，其统计指标和统计口径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能够满足条件进入模型分析的数据少之又少，同时由于选择的指标较少，不能很全面而客观的反映客观市场和经济的发展现状。再加上本人在制度经济学和财政经济学领域的理论知识积累远远不够，因此本文在研究中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