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克己的重视和提携下，张说逐渐成长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张说的文章受到武则天的褒奖而成名，到开元元年，他的文名达至顶峰。张说诗名的获得要比文名晚得多而且也小得多，和人们一致地欣赏他的文章相反，他的诗甚至被人批评。只是到了开元三年以后，张说写出了直接导致他的仕途发生转机的《五君咏》，人们才开始特别注意他的诗。 张说多次担任宰相之职，长期执掌文艺大权。这使他有机会成为唐代文学史上的重要角色。但是，他的任职经历需要细致地考察，一些习惯的看法实际上并不准确。 张说是一个复杂的人，人们对他褒贬不一。在他的人格中，有令人景仰的优点，也有使人厌恶的缺点。他不附权贵、秉持孝道、作战勇猛、心直口快，但同时又有些好贿和徇私。这方面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一个真实的张说，有助于改变我们以往把人品和其他方面成就简单对应的幼稚态度。 张说之所以能够对初盛唐的政治文化产生重大影响，除了他本身的才能之外，也有赖于以他为中心的一个文士集团。张说以自己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荐引提拔了一大批文士，这批文士在张说的领导下为在玄宗朝复兴儒道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张说文士集团复兴儒道的特色是把儒家礼乐制度化、仪式化。 张说被文学批评史长期忽视。实际上，他的文艺观对盛唐文质并重的审美理想的形成有比较重要的影响。他所提倡的是一种近乎完美主义的文学主张。他注重文艺作品的结构、辞采、气骨、风雅、滋味，并且认为这些要素缺一不可。他自己的创作实践尽管没有达到这种要求，但是，他的文章尤其是其碑志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成为竞相模仿的时尚文体；而他的诗歌则成为唐诗由初入盛过渡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