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许多国家为避免宏观经济衰退而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危机时刻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的刺激性政策对稳定宏观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造成了政府债务规模的迅速膨胀。2009年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更是说明政府债务问题的严峻性。欧债危机后,学者们针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却未有定论。本文主要探究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如果门槛效应存在,那么债务转折点的水平值是多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债务转折点是否存在不同。本文使用52个国家1980-2015年的面板数据,在条件收敛方程基础上,将债务负担率的二次项引入计量模型,采用时间个体固定效应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门槛效应进行估计,并采用随机模拟,求得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债务转折点及其95%的置信区间;由于政府债务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基准模型进行重新估计,希望能得到更为精确的实证结果。通过实证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四点结论:第一,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门槛效应。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债务负担率的二次项参数估计值显著且为负值,因此我们可以确定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政府债务负担率低于债务转折点时,政府债务的增加在平滑私人消费和提高社会总需求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从而会促进经济增长;当政府债务负担率高于债务转折点时,政府债务的增加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并带来严重的通胀压力从而会阻碍经济增长。第二,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转折点要显著高于发达国家。本文通过随机模拟求得的债务转折点,新兴市场国家采用时间个体固定效应、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和两步最优广义矩估计(GMM)求得的债务转折点为95.11%,109.72%、113.01%,发达国家的债务转折点依次为85.50%和94.26%、98.67%。我们可以发现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转折点要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多利用债务所筹集的资金为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公共品融资,这将会给私人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故政府债务转折点要达到很高的水平才会达到;而发达国家的债务多用于提高居民福利、缩小贫富差距,因此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不具有生产性的特征,因此债务转折点会在一个较低的债务水平到来。第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均呈现出收敛的特征。我们实证的结果显示,实际人均GDP的对数值的参数估计值为负,且在不同模型中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无论是在新兴市场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经济增长均呈现出收敛特征;第四,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降低经济增速。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金融发展的参数估计值为负,且估计值显著。相关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非线性关系,当一国金融系统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阻碍作用。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以下几处:第一,本文所采用的计量模型以条件收敛方程为基础,将政府债务负担率的二次项引入模型中构造门槛效应,通过面板回归估计债务负担率的二次项的参数值是否显著来判断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间是否存在门槛效应,这种做法与传统的处理门槛效应模型的做法相较存在较大的差异;第二,本文采用Bootstrap方法对实证使用的数据集进行可重复随机抽样,并结合抽样后估计的参数值计算债务转折点,依据百分位法计算债务转折点的95%置信区间,由于Stata软件中现有命令无法直接完成该处理,本文使用编写的Simulation8程序来完成实证计算;第三,欧债危机之后,学者多研究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而对新兴市场国家缺乏足够的研究,本文依据IMF的分类标准将实证所使用数据集中的国家分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两组,分别进行实证检验,以期能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有更深入的认识。本文的不足之处有以下几点:第一,本文在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间的门槛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时,为简化问题,并未考虑阈值的动态变化,且假定门槛效应中的阈值是唯一的,而事实上政府债务的阈值可能是动态变化的并可能存在多个阈值;第二,本文在研究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时,仅就门槛效应是否存在和阈值水平进行估计,并没有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进行研究,而这对于进一步研究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