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钰(1760—1813)是朝鲜朝后期的文人,他生活的时代是朝鲜社会,政治,文化进行转型的时期。这一时期,封建社会逐渐没落,呈解体趋势,同时,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在学术思想领域,实学思想兴起兴盛,反对过分强调教化,重视道德的传统的理学。但以正祖为首的统治阶层支持“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派,倡导“纯正的文风”。而李钰坚持主体意识之下的民族文学论,认为文学应随时代,地域的变化而变化,强调写实的文学表现手法,反对法古;在语言使用上,主张使用言文一致的民族语言。李钰的文风犀利,文字细腻、优美,从其作品中,既可以看出对社会的批判意识、改良意识,又不乏对人间真情的刻画描写。其诗论“俚谚引论”及诗作“俚谚”超越了传统汉文学的范畴,将笔触伸向市井百姓的生活,其大部分诗作真实地反映了女性的情感生活,小品文则过多地反映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朝鲜社会转换期的诸般社会现象及人情世态。与注重作品的结构或文体的朴趾源不同,李钰更注重素材的奇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世态风俗,使朝鲜朝的小品文学达到了一个高峰。本文以《藫庭丛书》所载的李钰的赋、书、序、跋、记、论、说、解、辩、策、文馀、传、俚谚、戏曲等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作品中所使用的俚语及谚语、作品中所反映的女性生活世态等,发掘李钰的文学观、李钰文学的创作及其作品的美学特征,从而阐明李钰文学的价值及其在朝鲜朝后期文学史上的地位。本文首先考察了李钰的文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主要论述了李钰的生平、修学过程及对其文学观的形成有着莫大影响的交友关系,尤其是把以金鑢(1766—1821)为首,被学界忽视的姜彛天(1769—1801)、沈鲁崇(1762—1837)等作为重点,考察李钰的交友关系。关于李钰的生平,没有详细的记载,作品也没被完好地保留下来。李钰的作品大体上可以分为赋、书、序、跋、记、论、说、解、辩、策、文馀、传、俚谚、戏曲等。从数量上看,赋最多,文馀次之,再其次是传和记。李钰的作品没有被收录成专门的文集,而是由其挚友金鑢收录在自己的文集《藫庭丛书》中。其中,有66首俚谚收录在《鸡林杂佩》中,13首辞赋收录在《絅锦小赋》中,杂文类有北汉山纪行录《重兴游记》和去南部地区充军路上所写的《南征十篇》及记录三嘉县民俗风情的《风城文馀》,23篇传收录在《梅花外史》、《桃花流水馆小稿》、《文无子文钞》、《花石子文钞》中。此外,还有《俚谚集》和戏曲《东厢记》。如此,李钰的文集被单列出来,汉城文人的诗文集中也全然没有提及李钰的名字。这是因为,李钰虽贵为全州李氏,但因家道中落,沦落为寒微的出身,也鲜有人提携他,将其领入仕途,加之李钰使用有悖于正祖文体反正政策的“稗史小品体”,成为其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的障碍,其个性也是即使是君王的政策也依然不屈服。所以,他屡试不第,多次受到正祖的训斥,并受到对于当时的士族来说最为悲惨的处罚——充军。但是,即便如此,李钰并没有像其他实学派文人那样,遵从正祖的文体反正政策而改变自己的文学主张,坚持利用为正统的汉文学所不容的稗史小品体进行独特的文学创作。其次,本文着重考察了李钰的文学观。主要从李钰的文学本质论及作家论两个方面论述李钰独特的“真实”的文学、“真情”的文学、“今时”的文学,结合李钰对老子、屈原、欧阳修、袁宏道等先贤作家的品评,考察了李钰的文学观及其文学与中国文学之关联。从文化的“接受”这个层面来看,一个时代的文学总是对前代文学进行肯定的吸收并加以发展,从而创造出的新的文学。基于此观点,李钰所吸收的中国的文化,比之于乾隆(1736—1795)、嘉靖(1796—1820)时代的考证学,更多地借鉴了康熙时代的思想家以及明末清初的文学家的观点。在此基础之上,李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再次,本文考察了李钰文学的创作及其美学特征。李钰的文学作品具有较强的、解体中世美学的要素,他的传、俚谚、赋等体裁的作品均呈现出藉琐屑、细腻、个人情感的表达等美学特征。不能自由表达的女性情感至朝鲜朝后期表现出了一种与之前时代的不同,受到的限定与束缚逐渐消亡,女性情感得到释放。女性情感的这种释放可以看作是从中世的情感到近代化的情感转变的转折点。与作家受到的特定的题材与特定情感的限制相比,更多的是同时抒发多样的情感与描写多样的题材,李钰的传、俚谚、赋中表达女性情感的作品占相当大的比重,借物明志,抒发郁郁不得志的情怀、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也有很多。李钰的传通过塑造美的形象和形象的美,揭露批判了当时社会身份制度、科举制度及经济制度的弊端;李钰的俚谚诗表现出典雅的情感及其内在美,浓艳的情感及其华丽美,风尘女子的悔恨与感性美,日常生活中的哀欢与情恨美;李钰的赋也表现出一定的意境美、辞采美和较强的现实批判性。李钰的文学不同于正统的观念,是一种新的文学志向,较之同时期其他文人取得的成果也很多。可以说在朝鲜朝后期的文学史上,李钰是占据着重要地位的文人。李钰反对传统的、基于理学教义的纯文学,坚持自主的民族文学创作,起到了构建朝鲜近代文学精神的桥梁作用。这也正是李钰文学所具有的文学史的价值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