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作家与城市发生关系时,城市的书写便成为可能。这是文学/文本中的城市经验,亦是书写者对城市的想象与重构。书写台北城从来就是许多台湾作家一个独特的经验,书写者将自身的城市(台北)经验转换成(文学)文本,在参与城市历史、想象并建构城市文化身份的同时,其叙事亦被城市建构和牵引。这即是城市文本与文学文本的共生。白先勇笔下(《台北人》和《孽子》)的台北城满载乡愁与对(家国/身份)认同、爱及自我的追寻,承载了白先勇(以及一代又一代外省人)关于家国议题的思辨。从《台北人》至《孽子》,是一段从追忆到追寻的心路历程,亦是一次台北城由“缺席”而逐渐浮现的过程。《台北人》中的那群“台北人”存在于一个不在场的台北空间,台北远退为一个模糊的背景,他们在这里遥想彼岸的家园(大陆),并将在家园的经验转移到台北,移植过去那段属于集体记忆范畴的历史记忆。《孽子》则讲述了处在台北(社会)边缘的一群少年台北人的故事。被放逐的孽子们在台北街头飘游,寻求着社会/家国的认同、爱以及自我。是以,白先勇之(台北)城是一座沉重的伤心城,载满了被放逐者的离愁别绪和对家/国、爱及自我的追寻。朱天文写出了台北城的速度(快)与(后)现代跨国文化杂烩,台北之于朱天文,就像巴黎之于海明威,是一席流动的盛宴。小说《世纪末的华丽》、《E界》和《萤光妹》里的新台北人,或选择轻/快,或选择沉浸于对无穷尽、纷繁绚烂的时尚(物)之膜拜以及感官享乐之中,他们里面同样有着一具沉重的肉身。这群台北人把根扎于脚下的台北城,以台北(城)为乡,身体随着城市的更迭而游移,然而,他们的这个乡土竟与他们的魂灵一样,是一座浮动的城。而成英姝《私人放映室》和《好女孩不做》中的台北城则是轻佻、幽默,甚至荒诞不经的。关于家国或乡土的追寻早已被悬置,剩下的只是笑和荒诞,以及轻盈的一座城。在这里,台北己然不是过去的那座伤心城,一切仿若玩笑或仅是一场闹剧,所有的事皆被以一种轻松、佻健。的口吻叙述出来。然而,掩藏在“轻”之下的却还是生命的“重”。这是对生活负担的一种反弹。诚然,这只是关乎台北的轻与重,是三个人的台北城。台北是一座众神在其间起舞的城市,众声喧哗,这里所写的,只能是犹如成英姝所说的,关于她(台北)的二、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