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上下百废待兴,环境问题尚未突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落后的生产力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导致资源浪费、环境破坏逐渐暴露出来,人们认识到运用制度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基本形成了以环境保护、资源高效利用、修复及责任追究四方面为主体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逐渐从顶层设计的观念形态向治理效能转化。制度是治理的基础,生态治理效能的高低直接反映着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实效。如今,生态文明制度治理效能提升问题提上议事日程,需要我们站在唯物史观的视角对其加以审视,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思考制度本身所折射出的问题,究其形成之因,探其解决之道,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价值遵循和实践遵循。实践中,生态文明制度治理效能转化还存在着环境保护的制度执行力不到位、资源高效利用的配套政策有待完善、生态修复的治理机制仍有改进空间、责任追究的法治化水平亟待提高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生态文明制度治理效能的释放。为破解这一困局,在推动生态文明制度治理效能提升的具体路径上,要织密环境保护的“防护网”,搭建起资源高效利用的“循环链”,调节生态修复的“平衡器”,严守责任追究的“警示线”,聚合来自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各方力量,为生态环境保护夯实治理基础。新时代,立足于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生态修复、责任追究为主的制度,持续推动生态文明制度治理效能的转化。从生态文明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的良性互动中,为新发展阶段下追求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在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的进程中,走好生态文明建设新的赶考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