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股权基金作为“富人游戏”性质的投资载体,在我国正从野蛮发展状态逐渐进入理性发展期。私募股权基金具有高风险性、私募性与投资长期性三个典型特征。其一,私募股权基金多采用权益型投资方式,通过投资取得未上市企业的普通股、优先股或可转债等金融工具,要求管理人“有勇有谋”,本身就是一项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的事业。其二,投资者是风险偏好型的成熟市场人士,各国均对投资人设置门槛,仅特定机构、基金从业人员和富裕个人可参与其中。其三,私募股权基金是一种创新型的中长期投资工具,投资期限长,退出渠道有限,股权流动性差。基金管理人是基金运行的核心,基于法律、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原因,在提供专家理财服务的过程中与投资人形成信义关系,须承担信义义务。忠实义务是对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道德方面的要求,可谓信义义务的核心,对防止利益冲突具有关健作用。注意义务则是对管理人工作能力和敬业态度上的要求,是信义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虽然在《公司法》、《合同法》和《合伙企业法》等一般法源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特别法源中都能寻找到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承担信义义务的法律依据,但我国的私募股权基金行业发展至今,仍存在不少管理人违反信义义务的私募乱象,诸如非法集资、挪用基金财产、另设老鼠仓“跟投”项目赚取灰色收入等。截至2017年1月1日,笔者通过基金业协会网站查询到2015-2016年期间仅因为投资人举报等途径管理人被协会处分的案例就有13例。剖析其原因,我国在有关私募基金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立法上仍然存在形式上与实质上的双重弊端。在形式上,不仅宏观上没有较为完备的信义义务体系导致缺少逻辑清晰的普遍性规则,在微观上的具体规则亦存在明确性和可预见性的不足,造成司法实践中难以适用的困境;在实质上,我国的立法未能“对症下药”,其现有规定与私募股权基金的特性不匹配。私募股权基金中的利益冲突具有本质上的危害。忠实义务要求管理人将投资人利益置于首位,呈现出“刚性”的特征。在基金设立阶段,管理人的忠实义务主要表现为公平对待义务,即要求管理人对其管理的不同基金以及统一基金下的投资人一视同仁,不偏袒或歧视任何一个受益人。在基金的投资、日常管理和退出阶段,主要侧重于公平交易义务,且所谓的“公平”不只体现在投资人和管理人的关联实体的“待遇”上,更延伸到高风险商业机会的攫取与投资人可能面临的利益损失之间的较量。根据管理人及其关联方在关联交易一方所处的地位不同,上述利益冲突的主要表现为“本人交易”和“共同交易”。不同于忠实义务在道德方面的刚性需要,注意义务是对管理人专业能力和敬业程度的要求,呈现出一定的“弹性”。在投资阶段,谨慎投资义务是管理人的主要义务,该义务是对基金管理人投资权扩张的限制,要求管理人在追求投资回报的同时合理预防投资风险。基于对管理人资质和能力的信赖,管理人应亲自管理基金,故作为谨慎投资义务的延伸与应有之义,管理人应承担亲自管理义务。鉴于信义义务是一种情境性的义务,在不同的情景中的偏重点不同,本文基于私募股权基金的特性,结合实践操作和现实案例,探求基金管理人在融资、投资、管理和退出各环节具体承担的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并在责任承担与司法审判标准方面提出相应的制度建议,力求为解决现实的私募乱象,为该论题的研究给予绵薄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