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利益合同,指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直接取得合同利益,并享有对合同债务人直接请求权的合同。第三人取得的“利益”包括请求给付的债权,也可以包括立约人放弃对抗第三人的权利、放弃向第三人索赔等有利于第三人的情形,也即第三人取得抗辩事由。为实现该利益,第三人虽非合同当事人,却享有诉讼法上直接向债务人起诉的权利。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认定难点体现在其形式和实体上的特殊性,而该制度在我国立法和实践中的长期缺失更增加了这种困难。在形式上,其并非独立的合同类别,通常以第三人利益约款的形式出现,与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等合同类别并存,只是在实质上扩张了合同的对外效力。第三人享有独立的请求权本属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效果,但其又是第三人利益合同认定要件。因此,当合同对第三人有无独立请求权的约定不够清晰时,对合同性质的认定就比较困难。在实质上,第三人利益合同对相对性的突破使其本身的正当性受到质疑。事实上,第三人利益合同虽然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但是此种有限的突破是建立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的基础上,并且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无损于合同当事人和第三人的利益。虽然学界有观点认为,我国现行《合同法》第64条是对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规定,但是司法实践案例表明,该条只是规定特殊履行方式,意在强调合同相对性,并不能涵盖第三人利益合同。《民法典合同编(草案)》第313条第2款第一次真正在立法层面上认可了第三人利益合同,提出“法定”和“约定”两种形式,但在表述上十分简单,这在我国对第三人利益合同尚无经验的背景下,不利于实践中的理解和适用。第三人利益合同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与必要性,是将法律关系定性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前提。通过与债权让与、经债权人指令而向第三人给付、代理、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和利益第三人担保等近似制度的比较,第三人利益合同体现出其无法被其他制度替代的特有优势。从第三人角度,第三人不受行为能力、与受约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等的限制,范围更广,其可得利益的性质和范围也更加多样。从受约人的角度,其不必通过债权让与等形式完全退出合同关系,或是以代理人身份将全部法律效果归属于被代理人,而能自由选择让渡给第三人的利益范围。从立约人角度,立约人因为合同中的承诺,对第三人负有实体上的义务,利于合同的严守。据此,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能够填补现有制度的不足,《民法典合同编(草案)》的革新正是对第三人利益合同独立价值的回应。就法定的第三人利益合同而言,涉及受益第三人的保险合同、信托合同、收货人与托运人不一致的运输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属于典型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学理上亦有用第三人利益合同来解释提存法律关系、融资租赁关系中的买卖合同、标准必要专利FRAND条款等。第三人利益合同在立法层面的确立,为这些突破相对性的合同类别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使特殊法上无明确规定的情形有了可供适用的一般规则。通过对法定类型的梳理,提取出法定第三人利益合同的主要功能:生计扶养、简化给付和救济途径、保护第三人信赖以及增加实际利益主体受偿机会。法定第三人利益合同是对现实需要的直接反映,随着交易模式的不断更新,法定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种类必将继续增加。约定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认定在比较法上一直是理论和实践关注的重点,也是我国今后的司法实践中将要面对的问题。结合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效力根源、独立价值和特有功能,在判断当事人的约定是否属于第三人利益合同时,可遵循如下思路:第一,第三人利益合同本质的效力根源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认定第三人利益合同时,首要探究债之本旨,考量合同当事人令第三人获利的目的,具体可以从第三人所受利益为合同的直接或间接后果的角度考虑;第二,第三人利益合同因其不能被其他制度涵盖的独特优势而具有独立价值,但应作为一种保护第三人利益的兜底性制度谨慎适用;第三,从功能视角出发,在下列情形,存在疑义时,倾向于认定合同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合同具有保障第三人生活或弥补第三人损失的功能;债务人出于商业目的而为利于第三人之允诺;受益人实质上承担其应得利益的对价。在约定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立法模式上,可参考比较法上的做法,在今后对《民法典合同编(草案)》完善的过程中,通过直接添加条文或另行出台司法解释、指导案例等形式对于当事人约定存有疑义时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认定增加推定规则,包括从正面列举适用情形和从反面排除不应解释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