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一词在德国哈贝马斯的一本名著中被概念化。从此它成为欧洲主流政治话语的一部分,欧美各国学者的专题性著作和论文层出不穷,公共领域与传播媒介的关系受到高度审视。哈氏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经由资产阶级所逐渐形成的公共领域,是否能够普遍地应用到针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以及,在网际网络所形成的网络空间中,是否亦存在着“公共领域”?其性质又有那些特色?我们解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应该持扬弃的态度,符合国情的理论可以发扬。电视改革是一场直接联系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的风险内在地规定了改革研究的风险,决策者对政治改革采取谨慎从事的态度,研究者更是避而远之。当代的电视体制是“官方”、“精英”、“市场”三种体制力量之间彼此冲突又借重、复杂互动的结果。在媒体和大众文化已经相当发达的中国当代情境中,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化生产与国内外经济资本活动密切联系的时代,放弃对文化生产、文化资本的分析,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回顾1949年解放以来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过程,政治和经济始终以两种突出的力量影响着传媒管理制度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根本特点是:政府始终以近乎垄断性的态势对传媒行使着绝对的领导权。传媒的国有属性和由党管理的政策没有根本改变,传媒性质和基本功能没有根本改变。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传媒的首要任务还是宣传党的政策和方针。同时,我们也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作为直接推动力,促使传媒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传媒自身的经济利益驱动,随着政治因素对媒介影响的适度调整,快速地释放和体现出来。除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外,传媒在传播信息、实施监督、提供表达等方面逐步拓展了比较广泛的空间。中国的新闻媒体在保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逐渐给受众提供日渐宽松意见环境和表达空间。总体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越来越地对大众传媒对民主的威胁表示了担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指出:(要)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由于哈氏公共领域理论的精深,在这里只能提一些个人的浅见。正如卡尔霍恩所言,《公共领域》一书的最大贡献不在于给出了某种权威性的论断,而在于它作为一部硕果累累、灼见四射的发电机,不断激励着新的研究、分析和理论。欧美学者对它的褒扬和批评都证明着它的价值。如果我们抽去“资产阶级”的限定语,那么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国的情境下,也是很有研究和借鉴意义的。